四月初，一封邀请函送到何雨柱手上。
牛皮纸信封，落款“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他拆开时还以为是总参转来的文档。抽出来一看，抬头手写，落款也是手写的三个字：钱致远。
他把那张纸看了两遍。
背面附着六页技术问题清单。字迹工整，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第一条：“关于纤维材料样品，其在实战环境中受冲击后的结构完整性是否优于现役防弹材料？”第二条：“电池样品在零下二十度环境中的放电效率衰减程度，有无实测数据？”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问到第六条时，已经涉及“该材料体系是否存在理论上的量产可行性”。
何雨柱把信放下。摸出烟，点上。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那些手写的字上，一笔一划都清楚。
他抽完那根烟，拿起电话。
“总机，接——”他顿了顿，报了一个四位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那头接起。
“沉炼。”
“我。”何雨柱靠着椅背，“你透露了我的渠道？”
沉炼沉默两秒。
“没透露。”他说，“我只说‘前线缴获，渠道敏感，不便追问’。你那边自己圆。”
何雨柱嗯了一声。
沉炼又补了句：“钱致远这个人，我查过。留美回来的，搞材料的，在那边待了八年，解放前回来的。他现在那个研究所，正在搞国防急需的几个项目。”
何雨柱没说话。
“你那些样品，他盯了半年了。”沉炼说，“让他看，让他琢磨。但别让他问太多。”
电话挂了。
何雨柱坐在那儿，看着桌上那封信，看着那六页手写的问题清单。他从系统空间取出最后一块备用样品——凯夫拉纤维碎片，两指宽，边角还带着缴获时烧焦的痕迹。用油纸包好，装进公文包。
沉阳的专列是上午九点从北京站发的。
何雨柱坐软卧，包厢就他一人。窗外田野一片片往后倒，麦苗刚返青，绿得嫩汪汪的。他靠着窗户，把那六页问题清单又翻了一遍，用铅笔在边上写注记。
写了几行，又把铅笔收起来。
他不知道怎么写。那些东西，系统灌输时是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但要用这个时代能听懂的话说出来，得拆，得揉，得换说法。不说“凯夫拉”，说“一种芳香族聚酰胺纤维”。不说“锂离子电池”，说“锂基电解质体系”。不说“能量密度”，说“同等重量下能存更多电”。
他靠着窗户，把那些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车过锦州时，乘务员送来午饭。铝饭盒里装着红烧肉炖土豆，米饭压得实实的。他吃完，把饭盒搁在小桌上，继续看窗外。
沉阳站到了，下午三点。
钱致远亲自来接站。六十二三岁，头发花白，戴副老花镜，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他站在月台上，举着个硬纸板，上面用毛笔写着：何处长。
何雨柱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
“钱所长？”
钱致远把硬纸板放下，伸出手。
“何处长，久仰。”
何雨柱握住他的手。手很瘦，但稳。
交流地点在研究所东边的一排平房里，离实验室不远。屋里一张长条桌，几把椅子，墙上挂着黑板，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化学式和工程参数。
钱致远把门关上，让座，倒茶。然后他从抽屉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推到何雨柱面前。
“何处长，这是我们这半年做的测试数据。”
何雨柱低头看。数据分栏，图表，曲线，一行行备注。他看得半懂不懂，但那些曲线的走势，他知道是什么意思——那些样品的性能，确实是这个时代没见过的东西。
“钱所长。”他抬起头，“有些问题，我可能答不上来。”
钱致远点点头，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
“答得上来的，答。答不上来的，咱们一起琢磨。”
交流持续了三天。
第一天讲纤维材料的抗冲击原理。他讲得很慢，边讲边把现代术语翻译成1954年的工程语言。钱致远听得更慢，不时打断他，在本子上记几笔，然后让他继续讲。
讲到一半，有人敲门。一个穿灰色列宁装的年轻人探进头来，看见何雨柱，愣了一下，又把头缩回去。钱致远起身出去，两人在外头说了几句，声音压得很低。何雨柱隐约听见“总院”“保密”“审查”几个词。
钱致远回来时脸色如常，只是把门带上了。
“继续。”他说。
第二天讲电池的电解质体系。讲完时，钱致远靠在椅背上，看着黑板上的图，看了很久。
“何处长，”他开口，“你这些知识，涉猎颇广。”
何雨柱收拾讲稿的手停了一下。
“有些是缴获文档里琢磨的，有些是战场上的经验。”
钱致远点点头，没再问。但何雨柱注意到，他在本子上又记了几笔，然后翻回前一页，用红笔在空白处画了个问号。
那天晚上，何雨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