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雨柱从云南回来的那天，火车晚点了六个小时。
车厢里闷得慌，窗户关不严实，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带着烧煤的味儿。他靠着椅背，半睡半醒，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是瑞丽那边的林子，密得看不见天；一会儿是“猎鹰”那张脸，瘦得颧骨凸出来，眼睛底下有颗痣；一会儿又是资料室那些铁柜，钥匙在口袋里，沉甸甸的。杨小炳坐在对面，那把匕首已经擦了三遍了，绒布上全是黑印子。老鲁闭着眼，呼吸很轻，但何雨柱知道他没睡着。赵铁柱坐在过道那边，把军用望远镜举起来，对着窗外看了一眼，又放下。外头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车到北京的时候，站台上没什么人。几盏灯亮着，昏黄的光照着那些空荡荡的长椅，影子拖得老长。老孙站在出站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领子竖起来，脸被风吹得发红。他看见何雨柱出来，没迎上去，等他走到跟前才开口，声音哑得象含了块砂纸。
“回来了？”
何雨柱点点头。
老孙从兜里掏烟，掏了半天没掏出来。他低头看了一眼，手在兜里攥着那包烟，没拿出来。“第二批人，有消息了。”
何雨柱等着他说下去。
老孙把手从兜里抽出来，空着手。“广州站截到的信号。人已经从香港过来了，走水路，在汕头上岸。”他顿了顿，嗓子眼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三个人。一个化名‘刘工’，说是搞机械的。一个化名‘王老师’，说是教书的。还有一个化名‘小李’，没报身份。”
他往地上吐了口唾沫。“广州那边已经盯上了，没动手。等你回去定。”
何雨柱没说话。他们往停车场走，老孙走在前面，步子迈得很大，军大衣的下摆一甩一甩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在水泥地上拖出一道黑印子。何雨柱跟在后面，脑子里转着那三个代号——“刘工”、“王老师”、“小李”，从香港来，走水路，在汕头上岸。
上了车，老孙坐在副驾驶上，回过头。“‘猎鹰’交代的那批人，跟这个对上了。三个，目标还是资料室。但他们这次不炸，要偷。”他顿了顿，“炸是第一批，炸不成第二批偷。偷不到手，还有第三批。溥铮那边，不达目的不罢休。”
何雨柱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通知广州，放他们进来。”
老孙愣了一下。“放进来？”
何雨柱睁开眼，看着窗外。路灯一闪一闪的，照着他的脸，忽明忽暗。“放进来。让他们到北京。到了北京，咱们好收网。”
老孙看着他，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去。“行。我通知广州。”
车拐进胡同，停在研究院后门。何雨柱落车的时候，腿有点僵，在地上跺了两下。那扇铁门上的漆又掉了一些，露出底下的铁锈色，门把手摸上去冰凉。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拧了一下，门开了。
院子里静悄悄的。几盏路灯还亮着，照着水泥地，泛着冷光。墙角堆着几辆自行车，车把上蒙着一层灰。他走到资料室门口，停了一下。门关着，锁得好好的。他伸手摸了摸那把锁，铁的，凉得扎手。钥匙在口袋里，硌着大腿。他站了几秒，继续往前走。
推开办公室的门，里头一股闷了许久的味儿，象什么东西发了霉。他拉开窗帘，外头的天灰蒙蒙的，还没亮透。他把那些东西从怀里掏出来，一样一样摆在桌上——“猎鹰”的口供、那张手绘的地图、记着那三个代号的纸条。他把地图展开，用手指顺着那条线走，从汕头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火车要走两天两夜，中间要停十几个站。他盯着那条线看了很久。
天亮的时候，杨小炳来了。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两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红漆掉了一半。他走进来，把其中一个放在何雨柱面前，自己端着另一个在对面坐下。何雨柱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凉了。他放下缸子，把那张地图折好，塞进抽屉里。
“广州那边，人动了吗？”
杨小炳点点头。“昨天晚上从汕头坐火车。往北走。按速度算，后天到北京。”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的天亮了，太阳还没出来，灰蒙蒙的。院里有人走动，脚步很轻，扫帚刷拉刷拉的，一下一下的。
“给李建国打电话，让他准备。人一到，就收网。”
杨小炳应了一声，走了。缸子还搁在桌上，水面上漂着一点灰。何雨柱站在窗前，看着那片光一点一点亮起来。
第三天下午，广州那边来了电话。林建国打来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怕什么东西听见。“院长，人上车了。三个人，分开走的。一个坐硬座，一个坐卧铺，还有一个坐软卧。票买到北京，但中途可能会换车。”
何雨柱握着话筒。“盯住了。别让他们发现。”
林建国说。“行。广州这边的人跟到郑州就换手，郑州的人接着跟。到了北京，杨小炳接。”
电话挂了。何雨柱站在窗前，把那张地图又从抽屉里拿出来，摊在桌上。他看着那条线，从汕头弯弯曲曲地伸到北京，手指按在终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