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的电报堆了半尺高。
何雨柱一份一份翻过去，新疆的、黑龙江的、西藏的、云南的，每一封都在催设备。微波站的天线架起来了，铁塔立起来了，就等收发信机和多路复用设备。可上海那边的芯片出不来，设备装不了，站建好了也是个空壳子。他把电报摞好，用夹子夹住，搁在桌角。
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那头先叹了一声，没说话。
“周厂长？”
“何处长。”周德茂的声音象含了沙子，又哑又涩。“您还没睡吧？”
何雨柱看了一眼桌上的闹钟，十一点二十。“没睡。你说。”
“厂里三班倒，机器不停，人也轮轴转。可一天就出两百片，微波通信那边催得急，我这心里……”他又叹了一声，“跟不上啊。”
何雨柱没接话。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看着那张地图。新疆、黑龙江、西藏、云南，那些红点一个连一个，象一串没穿完的珠子。线有了，珠子不够。他转过身，拿起桌上的铅笔，在地图边角写了一行字：上海，芯片缺口。
“设备呢？光刻机、扩散炉、测试分选机，够用吗？”
“设备够。”周德茂顿了顿，“可工艺落后。光刻机人工对准，一台一天一百片顶天了。扩散炉温度波动大，成品率上不去。测试分选靠人眼看，慢，还漏。何处长，我不是叫苦，是真的顶不住了。”
何雨柱握着话筒，看着地图上那些红点。新疆那个站，铁塔在雪地里立了两个月了，设备还没到。黑龙江那个站，边防战士打电话得靠有线，冬天线路一冻就断。西藏那个站更高，四千七百米，工人背着设备爬上去，眼巴巴等着芯片。
“资料室有扩产方案。我让林建国去一趟。”
周德茂那头沉默了两秒。“行。我等您消息。”
电话挂了。何雨柱坐在桌前，把那摞电报从桌角拿过来，又看了一遍。新疆、黑龙江、西藏、云南。他把电报放下，起身往资料室走。走廊里的灯坏了一盏，安全出口的绿光照着地上的水渍。他掏出钥匙，开了门，在最里头那排柜子前头停下来，拉开标着“芯片·集成电路”那个柜子。里头那摞资料用牛皮纸包着，上头写着“集成电路生产线扩产方案”。他抱出来，解开绳子，翻了翻。流程图从硅片到成品，几十道工序，每一道旁边都标注着改进方法。他合上，重新包好。
第二天一早，林建国来了。他站在何雨柱办公室门口，比走西山那会儿胖了一点，脸上有了血色，眼镜片还是那么厚，镜框换了副新的。何雨柱把资料递给他。
“上海。微波通信的芯片跟不上。你去盯着，把产量翻上去。”
林建国接过资料，掂了掂。“多久？”
何雨柱想了想。“两个月。够不够？”
林建国翻开第一页，看了几行，合上。“够了。”
他转身走了。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两个月后的一个下午，何雨柱正在办公室里看新疆发来的电报。铁塔已经验收了，就等设备。门被推开了，林建国站在门口，衣服皱巴巴的，脸上有油污，眼镜片上糊了一层灰。他手里攥着一块芯片，指甲盖那么大，暗绿色，在光线下泛着光。他没说话，走进来，把芯片放在桌上。
何雨柱拿起那块芯片，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线路清淅，焊点饱满。
“多少？”
林建国在椅子上坐下，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了擦。“日产量一千片，良品率九十五。”
何雨柱把芯片放下。“怎么做到的？”
林建国把眼镜戴上。“光刻机加了自动对准，一天能出一百五十片。扩散炉换了温控，温度波动从正负五度降到正负一度，成品率上了八十五。测试分选机装好了，自动测，自动分，不用人眼看。生产线顺了，工人也熟练了。”他顿了顿，“头一个月，日产量到过八百，良品率九十二。第二个月又调了调，到了一千，九十五。”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的天灰蒙蒙的，要下雨的样子。院墙上的大字报又换了新的，纸边翘起来，被风吹得哗啦响。他看了一会儿，转过身。
“我去看看。”
何雨柱坐上火车，靠着车窗，看着外头的田野一片一片往后倒。河北的地里，麦子绿油油的，比去年壮实。化肥厂投产后，庄稼明显不一样了。过了济南，路边出现一排排电线杆，上头架着新的微波天线，在阳光下闪着光。一个小站台上，几个农民拎着编织袋上车，袋子上印着“尿素”二字，白底红字，清清楚楚。何雨柱看着那些袋子，想起那年旱灾，那个跪在地上的老头。现在那些老头不用跪了，地里有肥，田里有水，脸上有笑。
车到上海，他换乘公共汽车去无线电厂。车窗外的街道比几年前干净了，骑自行车的人多了，有的后座夹着新买的电视机，有的车把上挂着猪肉和鱼。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过马路，篮子里装着西红柿和鸡蛋，走得不快，但步子稳。何雨柱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他们不知道芯片是什么，不知道微波通信是什么，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