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吉林时，天刚蒙蒙亮。站台上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着那些扛着大包小包的人，影子拖得老长。何雨柱从车上跳下来，冷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杨小炳跟在后面，手里拎着帆布包，老鲁走在最后头，一声不吭。
出站口站着一个人，脸圆，穿着公安制服，举着块牌子——“接北京何雨柱同志”。他看见何雨柱，往前迎了两步。
“何处长？省厅的，刘德胜。”
何雨柱跟他握了握手。刘德胜的手很粗糙，虎口有茧子，指甲缝里嵌着黑泥。
“那个‘老疙瘩’，我们盯了几天。他在通化那边，长白山林区，开了个林场。”
何雨柱跟着他往外走。“人在吗？”
刘德胜压低声音。“在。我们的人昨天还看见他。场部在山沟里，进出只有一条路。后山有小路，通到边境，不到五十公里。”
他们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出市区，窗外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稀，最后只剩白茫茫的雪地和黑压压的林子。路不好走，车轮打滑，司机把车速降到最低。杨小炳靠着车窗，脑袋一晃一晃的，睡着了。老鲁一直睁着眼，盯着窗外。
刘德胜指着前头。“那一片就是长白山的馀脉。林场在山里头，开车还得一个多小时。”
何雨柱没说话。他看见路边的雪越来越深，松树越来越密，枝头压着厚厚的雪，风一吹，簌簌往下掉。
天黑透了。
林场在山沟里，几排木愣房，场部在最前头，亮着几盏灯，昏黄的光照着锯末堆和劈柴垛。杨小炳带着人从正面摸过去，贴着墙根，脚步轻得象猫。老鲁带人从后山绕，堵那条通往边境的小路。
场部的门虚掩着，里头传出划拳的声音，还有酒瓶子碰桌子的脆响。杨小炳蹲在窗台下头，等里面的声音小了一点，一挥手，几个人同时冲进去。
屋里六个人，围着一张桌子，酒瓶子倒了好几个，有的趴在桌上，有的靠在椅子上。看见有人冲进来，愣了一下。杨小炳没给他们反应的时间，一脚踢翻桌子，碗筷酒瓶稀里哗啦碎了一地。老鲁从后门进来，把两个想跑的人堵在墙角。
“不许动！”
那几个人被按在地上，手铐着，脸贴着地板上的酒水和碎瓷片。一个年轻一点的挣扎了几下，被杨小炳一膝盖顶在腰上，不动了。
杨小炳走到最里头那间屋前头。门关着，他抬起脚，一脚踹开。
屋里亮着灯，一个老头坐在桌前，手里握着笔，正在写什么。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了杨小炳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
杨小炳走过去，把笔从他手里抽出来。“‘老疙瘩’？”
老头没说话。杨小炳把他从椅子上拽起来，按在墙上搜身。从他怀里摸出一把刀，又从抽屉里翻出一部电台，还有一个小本子，上头密密麻麻记着名字和代号。杨小炳翻开本子看了一眼，揣进怀里。
“带走。”
老头被架出来的时候，脚步很稳，不慌不忙。他穿着一件旧棉袄，领口磨毛了，袖口打着补丁，看着象个普通的老伐木工。走到门口，他停下来，看了一眼院里那些被按在地上的人，又看了看站在院中央的何雨柱。
那目光在何雨柱脸上停了两秒。
“你是何雨柱？”
何雨柱没回答。
老头嘴角动了动，象是想笑，又没笑出来。“你抓了我没用。那边的人，你抓不完。”
杨小炳推了他一把。“走。”
他被架上车。车门关上，发动机响了，车开出林场，颠簸着往山外走。何雨柱站在院里，看着那辆车的尾灯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越来越远，最后被林子吞没。
杨小炳走过来，把那个小本子递给他。“团长，从他抽屉里搜出来的。名单。二十三个人，分布在吉林、黑龙江、辽宁。”
何雨柱接过来，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名字，有的画着圈，有的打着叉，后头跟着单位和地址。他看了几页，合上，揣进怀里。
“连夜抓。别让他们跑了。”
杨小炳应了一声，转身走了。
抓捕持续了三天。何雨柱没离开通化，在县公安局等着消息。第一天，杨小炳从吉林市打来电话，说抓了七个，有的在工厂，有的在机关，正在上班就被带走了。第二天，老孙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抓了九个，林业局的、木材厂的，还有一个在边防检查站。第三天，辽宁那边也来了消息，说抓了七个，其中一个是林场的会计，管着资金往来。
何雨柱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二十三个，全抓了。
第四天一早，杨小炳从边境那边打来电话。那头风声很大，呼呼的，把他的声音刮得断断续续。
“团长，‘老疙瘩’跑了。我们审了林场的人，说他三天前就安排了后路。咱们动手之前，他已经从后山小路走了，越过了边境。”
何雨柱握着话筒。“确定？”
“确定。边境巡逻队看见几个人半夜过境。追了一段，没追上。那边是苏联的地盘，过不去。”
何雨柱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