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本送来的时候，何雨柱正在看那张地图。老孙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油布包，也不说话，搁在桌上就解绳子。何雨柱转过身，看见油布里头还裹着一层牛皮纸，牛皮纸里头是一沓发黄的纸，上头密密麻麻的数字，四五个一组，排得整整齐齐。
“昨天截获的。从中国台湾发到香港，再转到广州。”老孙把烟掏出来，没点，在手指间转了两下。“盯了半年，总算破了。”
何雨柱拿起那沓纸，翻到第三页。旁边附着手写的翻译，字迹工整，一笔一划。他一行一行看下去，看到那行字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
“王爷已抵台北，入住阳明山别墅。国防部情报局提供安保，每月经费五千美元。另配电台两部，密码本三套，可直通大陆潜伏人员。”
他把那页纸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又翻回去，把那行字又看了一遍。五千美元，两部电台，三套密码本。国民党把他当宝贝供着。
“还有呢？”何雨柱把纸放下。
老孙把烟点上，吸了一口。“还有。中国台湾方面要求王爷配合‘光复行动’，在大陆制造混乱。重点是国庆前后，要在北京、上海、广州搞几起大动静。”
何雨柱盯着他。“什么动静？”
老孙摇摇头，烟灰掉在桌上，他伸手掸了掸。“电文没说。就四个字——‘按计划行事’。”
何雨柱没接话。他转过身，又看那张地图。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红圈，他上个月画的，圆不圆方不方。国庆快到了，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人，要是出了事……
他攥着那页纸，手指收紧，纸边卷起来。
“报上去了？”
老孙把烟按灭。“报了。陈司令让你马上过去。”
去总参的路上，何雨柱一直没说话。杨小炳开着车，从后视镜里看了他好几眼，想问什么，又咽回去了。车出胡同的时候，有个挑担子的老头挡了路，杨小炳按了两下喇叭，老头慢吞吞让开，嘴里嘟囔着什么。何雨柱看着窗外，那些灰扑扑的房子、光秃秃的树，一闪一闪往后倒。
他想起那年国庆，他站在天安门广场角落里，看着红旗升上去。那会儿刚拆完炸弹，手还在抖。今年又来了。那些人，总挑这时候动手。
总参会议室的门开着，里头烟雾浓得能呛死人。何雨柱走进去，陈司令站在地图前头，手里的铅笔点着中国台湾岛，旁边的烟灰缸堆满了烟头。空军、炮兵、公安的人都到了，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趴在桌上翻文档。
“都看看。”陈司令把那页电文拍在桌上，声音不大，但屋里一下子安静了。“中国台湾那边跟满遗勾搭上了。溥铮住阳明山别墅，国民党给他配电台、配密码本、配经费。要在大陆搞破坏，重点在国庆前后。”
电文在长条桌上载了一圈。有人皱眉，有人摇头，有人把纸放下，什么也没说。公安部李部长把烟按灭，抬起头。
“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人，火车站、机场人也不少。光靠公安，盯不过来。”
何雨柱站起来，走到地图前头。“人不够，从部队调。民兵、预备役，都用上。”他转过身，看着李部长，“特战队也上，穿便衣，混在人群里。”
李部长没接话，看了陈司令一眼。陈司令点点头，把铅笔搁在桌上。
“人你调。设备呢？安检的、通信的、监控的，够不够？”
何雨柱想了想。“不够。天津有个厂生产安检门，一个月只能产三十台。国庆要一百台。”
陈司令看着他。“你协调。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去天津的路上，车坏了一次。水箱开锅，引擎盖下头冒白烟，杨小炳骂了一声，跳落车，拿水壶往水箱里灌水。等了快一个小时，才重新上路。何雨柱靠着车窗，闭着眼，脑子里转着那些数字——三十台，一百台，差七十台。厂里工人连轴转，能不能赶出来？
到天津的时候，天快黑了。车间里灯全开着，机油味呛人。刘厂长光着膀子，蹲在一台安检门旁边，手里拿着电烙铁，正在焊电路板。看见何雨柱，他站起来，在裤子上蹭了蹭手。
“何处长，您怎么来了？”
何雨柱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机器嗡嗡响，传送带转个不停，工人们低着头干活，谁也没抬头。他走到那排半成品前头，伸手摸了摸安检门的边框，铁的，冰凉。
“国庆要一百台。你这里一个月只能出三十台。差七十台。”
刘厂长的脸苦了。“何处长，不是我不干。设备老，人不够，材料也缺。上个月有个工人累倒了，住院了，现在还躺着。”
何雨柱看着他。“人从别的厂调。材料从鞍钢调。设备我协调。你只管生产。”
刘厂长沉默了一会儿。车间里的机器还在响，电烙铁冒出的松香烟在灯光下飘。他搓了搓手，又搓了搓。
“行。我加三班，人歇机器不歇。”他顿了顿，“但您得给我弄点加班费。工人家里有老有小，不能白干。”
何雨柱点点头。“我来办。”
走出车间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厂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