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
何雨柱的手停在半空，报告单上的字像针尖扎进眼睛。孙秀英站在办公桌前，嘴唇动了一下，没发出声音。她把报告单又往前推了推，何雨柱没有接。
“谁的？”
“008号。王铁柱。”
何雨柱一把抓过报告单，纸张在他手里皱成一团。他盯着“短期记忆模糊，持续时间4小时”那行字，感觉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
“他忘了什么？”
“注射后第三天下午，他不记得自己吃过午饭。叠了被子又叠，重复了三次。不记得五分钟前跟谁说过话。”孙秀英的声音越说越小，“神经科医生说是药物影响了海马体。何主任，第四个小时就恢复了。后续观察七十二小时，没有复发。”
“现在呢？”
“现在一切正常。王铁柱在宿舍，他说自己想归队训练。但按照规定，出现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的志愿者——”孙秀英停顿了一下，咬着嘴唇，“至少要观察一个月。”
何雨柱把报告单按在桌上，指节发白。他站起来，椅子往后滑了一截，撞在墙上，发出一声闷响。
“我去看他。”
孙秀英没跟来。
特战队的营房在研究院东侧，隔一条马路。何雨柱穿过操场的时候，训练正热火朝天。有人在爬绳，爬到顶又滑下来，再爬。有人在练格斗，拳套撞击护具的声音闷得象擂鼓。他走过器械场，一个战士在做引体向上，一口气拉了三十多个，跳下来的时候看见何雨柱，立正敬礼。
何雨柱还了礼，没有停步。
王铁柱的宿舍在一楼，门敞着。他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搪瓷缸子，里面的水早就凉了。听见脚步声，他抬起头，想站起来，腿抖了一下没撑住，又坐了回去。缸子磕在床沿上，水洒了几滴。
“别动。”何雨柱拉过椅子，坐在他对面。
两个人隔着一张行军床，谁也没开口。窗外的喊杀声传进来，王铁柱偏头听了听，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何主任，我那天……”王铁柱把缸子放在桌上，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搓，“我想不起来午饭吃的啥。后来想起来了，红烧肉。就这点事。”
“想不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王铁柱没有立刻回答。他低着头，拇指在缸子沿上来回磨，磨了一圈又一圈。过了好一会儿，才闷闷地说了一句。
“能。我是王铁柱，河北沧州人，一九七五年入伍，特战队一班班长。家里有个老娘，还有个妹妹在县城读初中。”他抬起头，眼框红了，“何主任，这些我记得。别的都能忘，这些不能忘。”
何雨柱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王铁柱。王铁柱愣了一下，接过去，含在嘴里。何雨柱给自己也点了一根，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弥漫。
“怕不怕？”
王铁柱没点烟，把那根烟从嘴里取下来，夹在手指间。
“怕。刚醒过来那会儿，我想不起来午饭吃了啥，心里轰地一下就慌了。后来想出红烧肉，我就一遍一遍地念——红烧肉、红烧肉、红烧肉。我怕再忘。”他停了一下，声音低了半度，“我娘去年脑梗，半边身子动不了。我在医院伺候了她一个月，端屎端尿，擦身子喂饭。那一个月我想明白了——人不怕死，怕的是活得不象自己。何主任，华元三号让我能打能跑，我不怕副作用。”
何雨柱把烟掐灭，放在烟灰缸里，烟丝还冒着最后一缕青烟。
“再观察一个月。一个月后没事，我批准你归队。”
王铁柱想站起来敬礼，腿弯了一下，没站直，手在床沿上撑了一下才起来。他站定了，敬了个军礼。何雨柱还了礼，转身走了。
走出宿舍楼，操场上的训练已经结束，空荡荡的。何雨柱站在操场边，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风很大，吹得他的衣角翻飞。他想起新疆边境那个夜晚，苏联生化战士在雪地上奔跑的身影，步幅大得不象人，脚印浅得可疑。那个时候，他手里只有电磁步枪，没有华元三号。十二个敌人，打了一整夜，击毙五个，活捉一个，俘虏还死在了雪地上。如果当时特战队注射了华元三号，也许不需要等天亮。
他掏出烟，抽出一根，打火机按了几下，风太大，点不着。他把烟捏碎了，扔在地上。
走回办公室，老孙已经在等了。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嘴角绷得很紧。
“杨小炳从南极寄回来的照片。这次不是航拍，是用长焦镜头在冰盖边缘拍的。”
何雨柱接过信封，倒出照片，一张一张地摆上桌面。灰色的混凝土建筑群从冰盖下探出一角，露出地面的部分不大，但入口的尺寸大得能通过重型卡车。通风口像巨兽的鼻孔，一节一节地伸出冰面。有几张拍到工人在露天卸货，箱子上的标志被涂掉了，看不出内容。
“他怎么说？”何雨柱拿起放大镜，凑近一张照片。
老孙翻开笔记本。“杨小炳说，地下设施的规模至少有几万平方米。里面有实验室、居住区、训练场。他怀疑那不是普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