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看不出什么明显变化。那点粉末撒在干裂的土表，很快就被风吹走一部分，或者被太阳晒得结壳。他按照陈志远信里的建议，在撒施后浅锄了一遍，把改良剂混入表土，又浇了一遍水。水很快被吸干，地面重新龟裂，那些昂贵的粉末仿佛被大地无声地吞噬了，了无痕迹。只有他记录本上那几个克数，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唯一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品种对比”小区。豫麦18号虽然出苗不齐，苗也最弱，但好歹活着；“老红芒”二代苗长得最敦实，叶片厚，颜色深；“小和尚头”的苗最纤细，但似乎对干旱的反应最“淡定”，卷叶程度最轻。这初步印证了陈志远的判断和“老红芒”的耐旱特性。但李远知道，现在还早，盐碱的考验，病害的威胁，都在后面。
更大的困扰来自刘老蔫的玉米。撒了草木灰，小心浇水后，病情没有继续蔓延，但也没有好转的迹象。那几棵玉米像是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原地，不再生长，底部的病叶渐渐枯萎。刘老蔫眼里的光，随着玉米的病势停滞，一点点黯淡下去。老人不再整天蹲在地头，而是更多地沉默着，去更远的地方挑那点浑浊的渠水，或者蹲在自家墙角，对着那几株同样长势缓慢的“小和尚头”老种苗发呆。李远每次路过，看到刘老蔫佝偻的背影，心里就像压了块石头。他知道，老人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几棵玉米和那点麦种上。玉米的“病”，不仅仅是几棵庄稼的事，更是压垮这个本就风雨飘摇的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想帮忙，却无能为力。陈志远留下的病害图谱他翻烂了，也不敢完全确定。写信去问？一来一回太慢。去县里问农技站？他没有把握，也怕被赵技术员那种审视的目光打量。他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知识的贫乏和力量的渺小。（要是要是能像陈老师那样，一眼就看出是什么病，该用什么药就好了。）这个念头让他更加焦灼。
爹李老实那边，倒是有了点新动静。他院中破瓦盆里育的“老红芒”苗，长到了三叶一心，虽然比不上试验田里的壮实，但在爹那点有限的、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照料”下，竟然也绿生生地挺立着。爹似乎对这几棵苗上了心，每天早晚都会看几眼，有时还会用手捏捏盆土，判断干湿。有一天傍晚，李远收工回来，看见爹正蹲在院里，用一把小铲子，小心翼翼地将一棵“老红芒”苗，从破瓦盆里连土挖出，移栽到院墙根下一小片相对背阴、土质稍好的地方。爹的动作很笨拙，甚至有些粗暴，远不如李远在试验田里那么轻柔精细，但那份专注和尝试的劲头，却让李远看得心头一震。
“爹，你这是”李远走近。
李老实没抬头，继续用手压实苗根部的土，瓮声瓮气地说：“盆里地方小，憋屈。挪这儿，接地气，兴许长得开些。”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跟你那‘馒头垄’一个理儿。”
李远鼻子一酸。爹记住了，不仅记住了“育苗移栽”，还理解了“改善根际环境”。虽然这理解是朴素的、经验式的，但确确实实是理解了，并且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实践。这种沉默的、缓慢的接纳和改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村里关于张家“保水剂”的议论，在短暂的观望后，开始出现分化。有些靠近张家地块的村民发现，张家的麦子确实比别家的精神，叶子绿，秆子硬，虽然还没到抽穗的时候，但长势喜人。张旺才又活跃起来，见人就吹嘘，还故意领着人去看，指着他家麦子油亮的叶片和别家蔫黄的叶子对比。
“看见没？这就是科学的力量！高科技！花点钱，值！”张旺才的嗓门很大，生怕别人听不见。
有人动了心，私下打听那“保水剂”的价格和用法。张大户似乎也改变了策略，不再高调宣扬，而是通过他那个当干事的侄子，以“推广新型农资，助力抗旱保收”的名义，在乡里活动，据说还想争取点“补贴”，降低价格，好让更多村民“用得起”。消息传到王老栓耳朵里，他有些坐不住了，既怕得罪张家，又怕万一那“保水剂”真有用，自己村里没推广开，落个“不支持新生事物”的名声。他找王技术员商量，王技术员皱着眉，只说“那东西成分不明，长期效果未知，而且贵，老百姓用不起，要慎重”，但也没法完全否定，毕竟人家的麦子长在那里。
王老栓又拐弯抹角地来找李远，搓着手，脸上堆着惯常的、为难的笑：“远子啊，你看张家那个‘保水剂’，闹得动静不小。你那试验田，可是省里挂了号的‘正牌军’。能不能也弄出点更显眼的效果？比如，长得比他们那块还精神？也好让村里人看看，啥才是真科学，啥才是正道？”
李远听懂了王老栓的意思。这是要他“打擂台”，用肉眼可见的“长势”来压过张家，为村里，也为王老栓自己“正名”。一股无名火夹杂着巨大的压力，轰地冲上李远的头顶。他努力压着声音，说：“王支书，试验是看数据的，是看最后收成的，不是看谁家苗一时长得高长得绿。而且，我那块是盐碱地，品种、管理都不一样，不好直接比。”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王老栓打着哈哈，“可老百姓就认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