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丰年把军装脱下来的时候，窗外还全黑着。他换上的是灰布棉袄，左膝盖打着一块同色补丁，袖口磨得发毛。一顶旧蓝布棉帽扣在头上，帽檐压到眉毛。镜子里的自己象个在环卫队干了十年的老工人——皮肤不够糙，他拿手在脸上搓了两把，又往手心里哈了口气抹在颧骨上，十一月的冷风一吹，脸就皴了。
门外，警卫勤务连的兵也在换装。不是军装，是从四九城公安局借来的，各式各样的便服。灰布褂子、蓝布棉袄、邮差绿制服、修车匠的皮围裙，标准就是老百姓穿什么，他们就得穿什么。武器不背在身上——五六式拆成枪机、枪管、枪托三部分，裹在油布里，塞进清洁车的工具夹层。手榴弹用破布包好，压在邮包最底下，上面盖着报纸和挂号信。轻机枪的弹链拆开，分装在三个帆布袋里，袋子上印着“环卫局”三个红字。
周国栋站在营房门口，手里拿着一份花名册，每出来一个人，他就在花名册上打个勾，再检查一遍便装的伪装细节。袖口磨不磨？领口脏不脏？鞋子对不对——解放鞋是新发的，鞋帮太干净，被他在煤灰堆里蹭了几脚才勉强过关。
“一组清洁车，三个人。赵大柱，你走路别迈正步。环卫工人推车，是塌着腰的，重心在前头。”周国栋拿过赵大柱的清洁车推了两步现场做示范，车轮在水泥地上咯吱咯吱响，“就得这个劲。你记好了。”
“明白。”
“二组邮局，两个人。邮包不能拎得太板正。邮递员送信，邮包是斜挎的，带子勒在肩膀和脖子之间。你挎正了。”周国栋扯住一个兵的邮包带子，往左肩拉了两寸，“歪点才对。”
“明白。”
“三组修车摊，一个人。气门芯箱里那把五六式，枪口朝下，扳机护圈朝外。掏的时候别卡住。”周国栋走过去，自己蹲下试了试位置，调整了一下气门芯箱里枪托的摆放角度，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这回好多了。”
“四组电话亭观察哨，一个人。公用电话亭旁边有根电线杆，靠着站，别立正，腰部不要挺得那么直。有人打电话你就假装排队。步话机塞棉袄里，报话的时候脸朝电话机，嘴对着话筒说——学一个。”
那个兵侧过身，把步话机话筒凑到嘴边，压低声音报了一句：“观察哨，一切正常。”
“声音再压低点，长安街凌晨寂静，声音能传出去老远。”
兵又试了一次，把音量压到只剩气音。
“这个音量，步话机那边听得清吗？”
“听不清就再大一丝，一丝一丝加，加到对方能听清为止。”
“明白。”
周国栋合上花名册，转身面向全连。没有军装，没有肩章，没有整齐划一的队列，但每个人的脊背都是直的。
“出发前再强调最后一条，”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兵都在听，“你们今天不是兵，是扫大街的、送信的、修自行车的、排队打电话的。有人问话，能憨笑就憨笑，能摇头就摇头。不许说‘明白’，不许说‘是’，不许叫‘连长’，叫老周。”
凌晨四点，三辆清洁车从卫戍区侧门鱼贯而出，每辆清洁车上两个人——一个推车，一个持帚。车斗夹层里六支五六式，弹匣全部压满。清洁车后面跟着邮局的绿色自行车，两个兵穿着邮差制服，邮包斜挎，腰间皮带扣磨得锃亮。再后面，一辆手推的修车摊，气门芯箱上绑着打气筒，箱子夹层里一支五六式枪口朝下。所有武器全部用油布重新裹过，油布外面再包一层麻袋片，防潮防磕碰，也防万一露出来被人认出型状。
郑丰年亲自推着第一辆清洁车，凌晨的长安街空无一人，只有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斜。梧桐树的枝杈光秃秃地戳在夜空里，街面被北风吹得一尘不染，堆积在道路两旁。扫帚在人行道，一下一下划过去，唰啦唰啦的声响在空荡的街道上载出去很远。每一下都是标准动作——弯腰，伸臂，后拉，簸箕跟进。不是应付差事的比划，是真的在扫。如果有人在远处看，这就是一群真正的环卫工人在做清晨普扫。
第二辆清洁车在邮政局门口停住。郑丰年拿铁钳子——也是从环卫工具里翻出来的——在手心里敲了两下。这是他给外围包抄组的口头信号。“盯好这几根电线杆，别把制高点留给特务。”
老崔的便衣民警已经先一步到了电报大楼周边。六个人，分散在胡同口、小吃店门口、公交站牌下。老崔自己蹲在电报大楼东侧胡同口的台阶上，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着的烟，手里翻着一份折了角的旧报纸。报纸是昨天的，但他看得挺认真，偶尔抬头看一眼街面，又低头接着看。一个真正的老四九城人蹲胡口的模样——腿分得开，背弓着，骼膊肘撑在膝盖上，报纸拿得离眼睛很近，像老花眼。
邮差组的两个兵骑着自行车从老崔面前经过，按了一落车铃。老崔翻了一页报纸，没抬头。
修车摊组在电报大楼往东八十米的十字路口支开了摊子。气筒立起来，气门芯箱子打开了一半，扳手、钳子、胶水在帆布上排开。这个修车摊是真的能补胎的，那个兵在连队学过修自行车，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