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北京的叩门
一六o一年，北京。
利玛窦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终于获准进入北京城。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九岁，在中国待了十八年。
“您知道他是怎么进入北京的吗？”毕方济问。
多罗想起自己读过的一些资料：“他给皇帝进献了礼物？”
毕方济点头：“是的。他给万历皇帝进献了三件礼物：一座自鸣钟，一架西洋琴，还有这幅《坤舆万国全图》。”
他指着桌上的地图：“这三件礼物，每一件都经过精心挑选。自鸣钟代表西方的科技，西洋琴代表西方的艺术，世界地图代表西方的地理。利玛窦神父知道，皇帝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他也知道，只有引起皇帝的兴趣，才能获准留在北京。”
“皇帝果然很喜欢那架自鸣钟。”毕方济继续说，“他让人把钟放在乾清宫里，每天都要听它报时。他还派了四个太监向利玛窦学习调钟的方法。利玛窦神父趁这个机会，向他们讲述西方的学问，讲述天主教的教义。太监们听不懂多少，但皇帝听说后，对利玛窦产生了好奇。”
他走到窗前，望着北方，仿佛能看见那个遥远的京城：“利玛窦神父在北京住了九年。那九年里，他做了三件事：翻译西方科学着作，结交中国士大夫，传播天主教教义。他和徐光启合译了《几何原本》，和李之藻合译了《同文算指》，和杨廷筠讨论天学。他让中国人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他也让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除了佛教、道教，还有这样一种信仰，叫做天主教。”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三位后来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毕方济转过身，看着多罗，“特使大人，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接受天主教吗？”
多罗想了想：“因为他们被利玛窦神父的学问和品德打动？”
毕方济点头：“是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玛窦神父让他们觉得，接受天主教，不是背叛自己的传统，而是在传统之上增加新的智慧。徐光启说过一句话：‘苟利于国，远近何必论焉。’意思是，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不管是从哪里来的，都可以接受。利玛窦神父让他们相信，天主教就是这样一种对国家有好处的东西。”
他叹了口气：“可后来的反对者说，这是功利主义，是贬低信仰。他们说，信仰就是信仰，不应该用‘有没有好处’来衡量。两边的分歧，越来越大。”
第五节：临终的嘱托
一六一o年五月，北京。
利玛窦病倒了。
“他病得很重。”毕方济的声音变得低沉，“那一年他五十七岁，在中国待了二十八年。长期的劳累和焦虑，让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把身边的弟兄们叫到床前，做了最后的嘱托。”
多罗屏住呼吸，仿佛能看见那个场景——昏暗的房间里，烛光摇曳，利玛窦躺在病榻上，周围围着一群悲伤的传教士。
“他说了什么？”他轻声问。
毕方济闭上眼睛，仿佛在回忆一个他亲耳听过的场景：“他说：‘弟兄们，我就要走了。我没什么留给你们的，只有一句话：在中国传教，要象水一样适应容器的型状。不要用欧洲的尺度丈量中国的习俗，也不要用中国的尺度衡量欧洲的信仰。要尊重他们的传统，理解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语言讲述我们的真理。只有这样，福音才能真正传遍这片土地。’”
多罗心中一震。这句话，他在罗马时就听说过，但此刻从毕方济口中说出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分量。
“他还说：‘祭祖非崇拜，乃孝道之表达；祀孔非迷信，乃文教之传承。不可禁止，只可引导。让信徒明白，敬祖先，是尽人子之责；求上帝，是尽人臣之分。两者并不矛盾。’”毕方济睁开眼睛，看着多罗，“特使大人，这就是利玛窦神父临终的嘱托。他相信，中国人可以同时是孝子和信徒。”
“利玛窦神父去世后，皇帝赐给他一块墓地。”毕方济说，“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外国人，一个传教士，能够葬在中国的土地上，享受皇帝的恩赐。这是利玛窦神父用一生的努力换来的尊重。”
他走到柜子前，再次打开柜门，取出那件儒服：“特使大人，利玛窦神父临终时，穿的就是这件衣服。他没有穿欧洲主教的祭披，没有戴像征权力的权戒，只穿着这件普通的儒服，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他知道，他是一个欧洲人，但他选择以一个中国人的方式离开。”
多罗伸出手，再次抚摸那件衣服。这一次，他似乎能感受到衣服主人的体温，能感受到那个即将离世的老人最后的平静。
“他葬在哪里？”他问。
“北京。”毕方济说，“在阜成门外的一处墓地。墓碑上刻着几个汉字：‘耶稣会士利公之墓’。没有拉丁文，没有葡萄牙文，只有汉字。因为他属于中国。”
第六节：幽灵的叹息
房间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多罗坐在椅子上，久久凝视着那件儒服。毕方济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