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特区，宪法大道20街西北。
美联储总部大楼。
这栋建于1937年的义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建筑，在夜晚的华盛顿显得庄严而沉默。
大楼外墙的灯光把那几根高大的廊柱照得清清楚楚，像是某种古老权力的具象化身。
大楼的灯，大部分都已经熄灭了。
但主楼二层的一间角落办公室里，还亮着灯。
他今年五十四岁，戴着一副金属框架的眼镜，留着整齐的灰白胡须，略微秃顶。
他的脸上有一种学者特有的疲惫——并非身体的疲惫，而是那种长期在数字和现实之间反复横跳所积累的、深入骨髓的精神消耗。
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三份文件。
第一份，是今天原油市场的收盘报告。
一百三十多美元。
这个数字在四个月前，还是90美元。
伯南克戴上眼镜，把那份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把它翻过去，扣在桌面上。
他不需要再看第二遍。他已经能背出上面的每一行数字了。
第二份，是劳工部发给他的一份内部预测备忘录。。。
非农就业人数已经连续五个月负增长。
这意味着，美国的实体经济，正在以一种超出大多数经济模型预测速度的方式，走向衰退。
第三份，是美联储内部的通胀压力分析报告。。
伯南克把这三份文件摆在一起，盯着它们看了很久。
他的思维开始做一件他在普林斯顿和it的讲台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是推导，而是祈祷。
祈祷这些数字是错的。
祈祷劳工部的内部预测过于悲观。
祈祷原油的涨势只是一次短暂的流动性冲击，下周就会自动回落。
但他知道，这些数字不会错。
他是研究大萧条的学者。他用了将近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来研究1929年的那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被错误的政策选择所加速和深化的。
他的结论是，1929年的美联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在经济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依然坚持紧缩货币政策，生怕通胀复起，结果把一次可控的金融危机，变成了持续整整十年的经济噩梦。
正是基于这个研究结论，他在2002年的一次演讲中，放出了那句后来让他获得&34;直升机本&34;绰号的豪言：
如果必要的话，我们可以用直升机把钱撒下去。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相信自己手里握著对抗任何经济危机的终极武器。
但那是2002年。
那时候，他没有同时面对一个在失控的金融体系和一个在失控的大宗商品市场。
他站起身，走到办公室的窗边。
窗外是华盛顿的深夜。
国家广场的草坪在路灯的照映下呈现出一种暗绿色，林肯纪念堂的轮廓在远处若隐若现，倒映在平静的宪法水池里。
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几个历史符号，此刻都沉默著，像是在等待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事物的到来。
伯南克把手放在冰冷的玻璃窗上。
他在心里，把那道无解的方程式，又算了一遍。
如果继续宽松，继续降息：
美元继续贬值，大量热钱涌入大宗商品市场，油价继续上涨，普通美国家庭的汽油账单和食品账单继续膨胀。
加油站里，看着计价器发抖的蓝领工人们的处境会更糟。
如果停止宽松，甚至加息：
那些靠着低利率才能维持运转的杠杆机器——雷曼，美林，aig，以及无数中小银行——将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更快地走向流动性枯竭。
那道已经出现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裂缝，会以更快的速度撕开。
两条路，两个深渊。
他站在这两个深渊的中间，脚下是一条宽度越来越窄的钢丝。
这是一种他的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没有教过他怎么处理的处境。
他想起了他的导师，想起了弗里德曼的那句&34;直升机撒钱&34;，想起了他在课堂上无数次引用过的费雪方程式和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理论。
那些理论，此刻感觉像是一套精密的、在实验室里反复验证过的工具，但当他真正站在现实的面前，他发现实验室里的器皿和现实的熔炉，并不是同一个东西。
这是他对自己最深的承诺，也是他坐上这把椅子的原因。
但他同时知道，如果他为了阻止1929年重演而用力过猛，他可能会亲手点燃另一场1970年代式的大滞胀。
他不知道哪个更坏。
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先例。
他转过身，重新坐回椅子上。
他拿起一支笔，翻开面前的空白记事本。
他开始在上面写字。
不是政策备忘录，不是给国会的汇报材料。
只是一些思路的碎片，一些他没有办法对任何人说出口的、在深夜里才敢面对的真实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