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尔德想了大约五秒钟。
电话那头安静了。
足足十秒钟的安静。
“”
闵裕圣重复了这个数字。声音里没有愤怒，没有嘲讽。只有一种极其平坦的、如同看到了一个数学错误的困惑。
富尔德说，声音重新变得硬朗。
富尔德用了闵裕圣自己的论据来反击。你了解雷曼？
好。那你应该知道雷曼不止值十六美元。
闵裕圣沉默了很长时间。
富尔德能感觉到，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在首尔kdb总部的某间办公室里，闵裕圣正在做一个判断。
关于和这个人能不能做成交易的判断。
闵裕圣的声音在沉默之后重新出现时，少了一些东西。
那种在对话开始时还存在的、前同事之间的默契和直接——&34;我在你的楼里坐了十年&34;那种——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距离感的、属于两个机构之间的谈判语言。
闵裕圣的语气很平，但每个字都被刻意放慢了，像是在确保富尔德能听清楚他接下来说的每一个音节。
这是闵裕圣在这通电话里第一次流露出某种接近于恳切的东西。
不是在求富尔德降价。是在告诉他：我这边也有我的难处。韩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在变化。我能拿到谈判桌上的时间和授权正在缩小。
如果你不在这个窗口里给我一个我能带回去交差的数字，我可能连下一个电话都没有机会打了。
富尔德听到了这层意思。
但他选择了不接。
富尔德的声音恢复了那种属于华尔街老大的、慷慨而空洞的鼓励腔调。
闵裕圣的声音已经完全切换回了公事公办的频道。
电话挂断了。
富尔德把听筒放回底座。
办公室里安静了下来。
他拿起那杯放了两个小时的凉咖啡，看了一眼，又放下了。
二十五美元。
他知道这个数字不会被首尔接受。
六到八是闵裕圣的起手价。
二十五是他的起手价。
最终的成交价——如果有成交的话——会落在中间的某个地方。也许十二到十五。
但他不能从十二到十五开始谈。
那等于一开始就暴露了底线。你在谈判里永远要从一个让对方觉得荒谬的数字开始。这是基本功。
而且二十五这个数字还有另一层功能。
当这个数字泄露出去的时候(在华尔街，没有不泄露的数字)，市场听到的是&34;雷曼的ceo认为公司至少值二十五美元&34;。
这比任何一份分析师报告都更有说服力，因为ceo是最了解自己公司的人。
如果ceo都觉得公司值二十五块，那十六块是不是真的太便宜了？
是信号管理。和路博迈的一百亿是同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在这个价格上成交，是为了在市场上制造一种&34;雷曼管理层对公司有信心&34;的叙事。
富尔德站起来，走到窗边。
他想起了闵裕圣说的最后那几句话。
远星。
又是远星。
那封该死的公开信像一滴墨水落在了白衬衫上，洗不掉，每次他以为已经干了，就会有人——闵裕圣、分析师、记者、甚至他自己的董事会成员——再拿出来提醒他：污渍还在。
富尔德的手在裤兜里握成了拳。
他知道闵裕圣提到远星不是随口一说。闵裕圣是在告诉他：你以为你在和kdb谈判。但实际上你在和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谈判。
而那种恐慌情绪的最新一次放大器，就是那封公开信。
韩国的监管层在看着美国的市场。
美国的市场在听着远星的声音。
你每多拖一天，首尔那边的怀疑就多一分。
但富尔德拒绝承认这个逻辑。
承认这个逻辑等于承认：他正在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华裔做空者逼到了墙角。
把雷曼从一个二流经纪行变成第四大投行。
经历过1987年的股灾，经历过1998年的lt危机，经历过2001年的911。
他不会被逼到墙角。
不会被任何人。
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内线电话。
他放下电话，坐回椅子上。
桌上那杯凉透的咖啡还在那里。表面的褐色薄膜在空调的微风中轻轻颤动。
富尔德看着那杯咖啡。
8美元。
他们出8美元。
他的公司，他的一百五十八年，他的四十年心血——在一个曾经替他跑腿的韩国下属眼里，只值8美元一股。
这种屈辱，比任何一次股价暴跌都更让他痛苦。
但在痛苦的最深处，有一个他不会对任何人说出口的念头。
一个让他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里，依然能勉强闭上眼睛的念头。
最坏最坏的情况，美联储和财政部会出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