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马藩私自介入朝鲜战事，违背德川幕府禁令，更与大明为敌。
一旦拿下朝鲜，大明便可以“討伐叛逆、肃清外患”为名，顺势將兵锋指向日本。
这不仅能报壬辰倭乱之仇，更能將朝鲜、日本纳入大明版图，彻底掌控东亚海权。
朱由校放下军报，望向窗外漫天飞舞的雪。
雪中的紫禁城巍峨壮丽，如同他心中的宏图霸业。
拿下朝鲜，是第一步。
经略日本，是第二步。
接下来，便是整合东亚，威压四方，重现大明的赫赫威名。
“传旨给贺世贤。”
朱由校开口，声音沉稳而有力。
“平壤城可缓攻，务必留活口，尤其是与对马藩勾结的证据。另外，令登莱水师加强戒备，监视对马岛动向，隨时准备接应陆军。”
“遵旨！”
侍立在旁的太监躬身应道，小心翼翼地退了出去。
东暖阁中，朱由校再次拿起军报，目光落在“对马藩”三字上，眼中闪过一丝寒芒。
对马藩的贪婪与挑衅，正好给了他出兵日本的理由。
不过
相比较与朝鲜战事的顺利，朝堂眾臣对贺世贤的弹劾奏疏，却是越来越多了。
爭议的核心，在於贺世贤在朝鲜的铁血举措。
朝鲜乃是大明钦定的“不征之国”，自明初以来便稳居宗藩体系核心，世代接受大明册封。
可贺世贤囚禁綾阳君李倧、屠戮朝鲜权贵、强行整编其军队的消息，经逃亡的朝鲜旧臣哭诉、暗中联络的使臣传递，很快便传遍了大明官场。
那些恪守祖制、信奉“华夷秩序”的大臣们，顿时炸开了锅。
早朝之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手持奏疏，出列叩首，声音激昂：“陛下！贺世贤在朝鲜肆意妄为，囚其君、戮其臣、夺其兵，已然违背了我大明对待藩属的祖制！
朝鲜乃天朝上国之藩篱，当以怀柔待之，助其平叛即可，岂能直接插手內政，行吞併之举？”
话音刚落，许多官员便应声附和。
“陛下三思！
隋煬帝都护儿征高句丽，调兵百万、民夫数百万，舳艫千里，粮草耗尽於辽东，將士殞命於冰雪，最终补给断裂，兵败如山倒。
天下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大隋江山二世而亡，此乃殷鑑不远啊！
”
“还有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征高句丽！”
礼部尚书孙慎行补充道：“太宗皇帝亲率六军，所向披靡，却在安市城前受阻，数月不能克。
寒冬將至，粮草匱乏，士兵冻饿交加，只能被迫班师。
此战虽未败北，却损兵折將，耗费国库无数。
太宗皇帝事后亦言魏徵若在，必不使朕有此行”，足见占领朝鲜，收益远不及损耗！”
眾臣纷纷附和，將隋唐两代征伐朝鲜半岛的惨败反覆提及，言辞间满是忧惧。
隨后，大理寺卿李志援引太祖朱元璋的训诫，高声道：“太祖高皇帝立国之初，便深知民穷则乱”，定下休养生息之国策，明令不征之国”，朝鲜便在其列！
高皇帝曾言：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此乃圣明之见！
朝鲜半岛语言不通、文化各异，强行占领，需派驻重兵镇守，每年军餉、粮草耗费何止百万？
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叛乱，重蹈隋唐覆辙！”
大臣们你一言我一语，將“华夷秩序”的道理掰开揉碎，反覆陈说。
在他们看来，大明作为“天朝上国”，无需直接占领藩属国的土地，只需通过册封、朝贡確立宗藩关係，便可实现“间接控制”。
如此一来，既省心省力，又能彰显天朝仁德，何必劳民伤財，强行吞併？
“朝鲜有自己的社会结构、礼仪文化。”
户部侍郎忧心忡忡地说道：“若强行推行大明制度，派驻官员治理，必然引发举国反抗。
届时，我大明需常年驻守数万大军，赋税徵收困难，汉化融合更是遥遥无期，这对本就拮据的国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这些大臣们坚守祖制，言之凿凿，援引的歷史案例、祖训圣言皆有据可查，一时间，朝堂之上反对之声占据上风，连一些原本中立的官员，也纷纷点头附和，认为贺世贤的做法过於激进，恐为大明招来祸患。
可他们似乎忘了，如今的大明，早已不是明初那个百废待兴、需休养生息的王朝，也不是隋唐那个受制於补给、困於行军的时代。
歷经天启朝的革新，大明的国力已然今非昔比。
大明水师纵横海上，粮草、军械可通过海路快速转运，无需再依赖漫长而脆弱的陆路补给。
佛朗机炮、红衣大炮等火器的普及，让明军拥有了碾压式的军事优势，足以震慑任何叛乱。
更重要的是，朱由校的目光早已不止於中原，而是投向了日本，意图通过掌控朝鲜，打通经略日本的通道，確立大明在东亚的绝对霸权。
老臣们依旧沉浸在“祖制不可违”“损耗大於收益”的陈腐观念中，却不知时代早已变迁。
他们只看到了隋唐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