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裴晏说。
唐尼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按计算器。隔了片刻，他没有抬头，只是用一种极轻的、象是在对自己说话的语气随口问道：“那你回去过吗？”
“没有。”
“我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北京是二〇〇〇年。那时候我女儿还很小，现在她已经住在长岛，有三个孩子。她不会说中文。我的孙子们也不会。他们只知道爷爷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我有时候做梦会梦到北京冬天的雪——胡同里的煤烟味，早上卖年糕的梆子声。醒了之后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皇后区的高架桥和这个修车厂的烂招牌。”
他走到办公桌前，拉开抽屉。老旧的金属滑轨发出极细的摩擦声。他从最里面翻出一张照片——黑白照片边缘已经发黄，上面是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面红墙前面，身后是挂着红灯笼的廊檐。他的拇指在照片边缘轻轻摩挲了一下，象是在擦掉上面的灰。
“这是我和我太太。结婚那年照的，在故宫。她已经走了六年了。”他把照片放回抽屉里，轻轻关上，“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记得回去看一眼。不用做什么，就看一眼，趁你还能走。”
裴晏看着那张被关回抽屉里的照片。薇薇安在北京拍的那些照片在他脑子里叠印——十四岁到十八岁，整整四年。
夏天穿着裙子在烤串摊前对着镜头做鬼脸，背后是夕阳和胡同的灰墙。
冬天在北海公园的冰面上滑倒，羽绒服沾了一大片碎冰，她坐在冰上对着镜头笑，身后是白塔和灰蒙蒙的天。
她在香山顶上抱着膝盖看日出，在八达岭的最高烽火台上张开双臂假装自己飞了起来。
陕西的兵马俑坑前，西安的城墙上。成都的宽窄巷子里，南京中山陵的石阶下，杭州西湖的断桥边。每到一个新城市，她都会把相机举到最远，把自己和身后那片土地一起装进取景框里。她发语音的时候，语调里还带着马里兰州口音。后来那条语音里的马里兰州口音越来越轻，北京腔越来越重，每一个字都象是从胡同里的煤烟味里泡出来的。
他知道她在北京的哪些小巷里吃过糖葫芦，知道她第一次看到长城时站在垛口边被风吹出了眼泪，知道她在西湖边跟一个老太太学会了用杭州话讲价。他没有亲眼见过那个国家——父母出生的地方，也是薇薇安学会用中文叫他“晏哥”的地方。她一个人去了黄山，在徒峭的悬崖边买了把同心锁，刻上他和她的名字，锁在铁链上，把钥匙丢进云海里。她说等他也来了，他们要一起再挂一把新的，那把旧的，就是他们这些年分离的见证。
“我会的。”他垂下眼，拇指不自觉地摩挲着食指侧面的老茧。
他推门出去。乔伊正靠在车旁的铁架边，一条腿支着，扳手搁在一旁。他抬起满是老茧的手指，指了指裴晏的脖子：“上一个在这里被人抹了脖子的蠢货，连声都没吭出来。”他顿了顿，“这附近不止一个人在盯着你，可能不是科斯塔家的那些蠢货，是真正闻着血腥味来的狗。”他说完拿起扳手，重新蹲回车底，象是在自言自语。
裴晏推开修车厂的后门。高架桥的阴影已经完全吞没了整条街，最后一点冷硬的光线正在从屋顶边缘消退。
街对面，一辆深灰色轿车熄火停在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挡风玻璃后面，一点极淡的红光有规律地明灭——脉冲频率太稳定，不是烟头。有人把这间修车厂纳入了监视范围。
他不动声色地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没有往那个方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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