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西的晚潮反复冲洗着锈红色的河岸，河里上百支桅杆的旗帜，最先被风扯得哗啦作响，它穿过利物浦的红砖房，在阿德尔菲酒店的石墙外打了个旋，然后消散在暮色里。
这是一栋接待贵族和富商四十馀年的奢华酒店，格莱斯顿在此下榻进行巡回演讲。
理查德受邀来到酒店顶层的一间私密包厢，这里暗红的大马士革锦缎墙纸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光滑的橡木护墙板不知打了多少次蜡。
巨大的落地窗两侧垂着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景色与私密就在这一拉一放之间。
理查德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坐垫很软，以至于他的背陷了进去。
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已经开了塞的红酒，旁边是一只水晶高脚杯。
他倒了一杯，端起来晃了晃，然后凑近鼻尖嗅了一下。
黑醋栗、李子、还有一丝橡木桶的香味是如此醇厚，你不必懂酒也闻得出来，这是顶级的红酒。
“恩。”他抿了一口，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感叹。
格莱斯顿的演讲应该刚刚结束，理查德能想象得到几千人众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的模样。
接着，门被侍者推开。
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了，双颊因为长期奔波而凹陷下去，颧骨的轮廓被煤气灯刻画得格外锐利。
但他的眼睛里面燃着火。
他刚从演讲台上下来，几千人的呼吸和心跳中凝聚的热量还没有从他身上散去，理查德几乎能看见那层磁场。
格莱斯顿仿佛刚刚战胜了自己的某个宿敌，精神高亢而身体疲惫。
理查德站起来。他站起身的速度比平时快了一些，但忍着伤口的不适，走到格莱斯顿面前，伸出手：“格莱斯顿先生，晚上好。”
格莱斯顿欣慰地笑笑，握住理查德的手，用力摇了一下。
“你就是布莱恩先生。”他的声音有些许沙哑，连续几个小时演讲他的嗓子一定快冒烟了。
但即使是这样，他咬字依旧十分清淅：“亨利议员在信里说，你比伦敦所有的商人都有远见。”
理查德微微欠了一下身：“您过奖了，先生。”
格莱斯顿是商人出身，虽然做过两任财政大臣，但他不是贵族，因此二人的姿态是相当平等而和谐的，如合伙人或朋友之间的交往。
他转过身，对站在门口的侍者说：“麻烦你，一杯蜂蜜水，温的。”
侍者点了点头，无声地退了出去。
格莱斯顿在理查德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不必过谦，布莱恩先生，你的名字和事迹已经飘到了威尔士，不单单是因为你的kii步枪赢下了陆军的竞标，或是你的体系被伍利奇皇家兵工厂采纳，但当然，这两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人记住你。”
侍者端着托盘走进来，上面放着一只白色的瓷杯，杯里冒着细微的白烟。
格莱斯顿接过来，吹了吹，端起来，咕咚咕咚地喝完了，象是在沙漠里走了太久的旅人终于找到了水。
他放下杯子，用手背擦去嘴唇上的水渍。
“你对于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事迹，我在报纸上读过了，令人印象深刻。”
“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的。”理查德点了点头，“工人需要的不是善人的施舍，是一份可以养家的体面薪水和安心养伤的权利。这是生而为人最基本的尊严。”
“没错，尊严。”格莱斯顿用手点了一下桌面，“这也是我主张废除爱尔兰国教会的原因，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口粮钱剜去一块，去供养一个他根本不信仰的教会，这是不公且耻辱性的”
“是的，”理查德赞同道，“这确实是当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爱尔兰人永远无法对联合王国产生归属感。”
这时，侍者又端了一杯蜂蜜水进来，这一次杯子里多了一片薄薄的柠檬，换走了那杯已经空了的白杯。
格莱斯顿端起来，这次他喝得慢了些。
“但今天请你来，”他说，“不是来讨论这个的。”
理查德直起了身子，他知道前面那些关于爱尔兰教会的对话，是格莱斯顿在确认他是不是那个亨利议员所描述的人，他是不是在思想上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战在线的。
至于教会、土地改革，格莱斯顿自己就能解决。
他即将推行的改革法案都在他的脑子里，那些是他的战场。
但现在他要说的，是一个他解决不了的麻烦。
“普鲁士人，”格莱斯顿说，“他们的克虏伯大炮，在两年前的普奥战争中大显神威，奥地利人连普鲁士士兵的人影都没见到，炮弹就把他们的指挥系统打上了天。”
格莱斯顿端起蜂蜜水又抿了一口。
“可我们也强不到哪去，开炮之前，我们的炮手还要向上帝祈祷它不会炸膛。”
理查德的眉毛动了一下。
这不是夸张，阿姆斯特朗炮确实是世界上最早的后装线膛炮，是大英帝国的骄傲。
但在实战中，它暴露了许多问题。
炮闩闭锁不严，火药燃气从缝隙里泄漏出来，炮管的材料不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