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是在一个阴天的上午接到省纪委电话的。
他正在办公室里批文档，桌上摊着厚厚一摞，每一份都需要他签字。
他的钢笔握得很紧，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一笔一划，工工整整，象在练字。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他的手没有抖，字没有写歪，甚至没有停。
他写完了那个字，才放下笔，拿起话筒。
“祁同伟同志，请你今天下午三点到省纪委来一趟，有件事需要向你了解。”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客气，客气得象从礼仪教科书上抄下来的。
但祁同伟知道，省纪委的“了解”，从来不是了解。
是问话，是核实，是谈话，是组织在给你机会——让你自己把问题说清楚。
祁同伟说了一声“好”，声音不大，很平稳，平稳得象一面没有风的湖。
他挂了电话，把话筒放回座机上，靠在大班椅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的心跳很快，快到他能感觉到血液在太阳穴那里突突地跳。
他的手心开始出汗，不是紧张，是恐惧。
是那种被猎人的枪口瞄准了很久、忽然听到枪响、但不知道子弹打没打中自己的恐惧。
祁同伟睁开眼睛，拿起桌上的手机，翻到季珩珩的号码，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象是一直在等。
“季总，省纪委找我谈话。今天下午三点。”
他的声音很轻，轻到象是在说一件不能让任何人听到的事情。
但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象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这是他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练出来的本事——不管心里多慌，声音不能慌。
声音慌了，人就输了。
季珩珩在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那沉默不长，但祁同伟觉得过了很久。
他在等季珩珩说话，等他说“别担心”，等他说“我帮你”，等他说任何一句能让他不那么害怕的话。
季珩珩开口了，声音不大，语速不快，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祁厅长，省纪委找您谈话，是正常的组织程序。
不是立案，不是双规，不是任何您想的那样的东西。
您去，实话实说，该承认的承认，该解释的解释，该否认的否认。
不要慌，不要怕，不要自己吓自己。”
祁同伟握着手机，手心全是汗。
手机壳被汗水浸湿了，滑溜溜的，像握着一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肥皂。
“季总，他们要是问起山水集团的事，我怎么说？”
“实话。”季珩珩的声音没有一丝尤豫。
“您和高小琴的关系，省纪委可能已经知道了。
瞒是瞒不住的。
瞒了，就是对抗组织。
不瞒，就是主动交代。
性质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祁厅长，您是个聪明人，知道该怎么说。”
祁同伟沉默了。
他知道季珩珩说的对。
瞒是瞒不住的。
侯亮平把举报信寄到了最高检，最高检转到了省纪委，省纪委找他了。
这条线很清楚，清楚到他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
他不怕省纪委，他怕的是季珩珩不帮他。
如果季珩珩在这个时候松手，他就完了。
“季总，我去了。”
“去吧，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打电话。”
电话挂断了。
祁同伟把手机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的京州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象一床被水浸透了的棉被盖在城市的上空。
他看着那些灰白色的云，在心里把下午可能要面对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过了一遍。
你和山水集团是什么关系？你和祁同伟是什么关系？你在山水集团有没有股份？你有没有利用职务便利为山水集团谋取利益？这些问题，每一个都象刀子，每一个都扎在要害上。
下午两点四十五分，祁同伟到了省纪委。
他没有让司机送，自己开的车。
车是一辆黑色的奥迪a6l，不是他的专车，是他借朋友的，普通牌照，不会引人注意。
他把车停在省纪委大院外面的停车场，熄了火，在车里坐了一会儿。
他看着窗外那栋灰白色的、方方正正的大楼，看着大楼门口那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中国共产党汉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那几个字是红色的，不是黑色，他记错了。
不是记错了，是不敢看。
不敢看那几个红色的字，因为太刺眼了，刺眼到像血。
三点整，祁同伟走进了省纪委的大门。
谈话室在三楼，不大，十几平米，一张桌子，三把椅子。
桌子是白色的，不是铁灰色，和检察院的审讯室不一样。
椅子是皮质的，黑色的，坐着比铁椅子舒服。
墙上没有镜子，没有录音录像设备，没有那盏一闪一闪的红灯。
但祁同伟知道，这间屋子里的每一句话，都会被记录下来。
不是用机器，是用人。
坐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