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令是在一个雨天的上午送达的。
不是正式的红头文档，不是组织部的任命书，是郑组长打来的电话。
侯亮平正在办公室里翻看一份积压了许久的案卷，窗外下着雨，京州冬天的雨又细又密，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电话响起来的时候，他手里的笔没有停，在案卷的页边写下了几行批注，字迹工整，一笔一划。
然后他放下笔，拿起话筒。
“亮平，上面来人了。”
郑组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沙哑而疲惫，象一块被河水冲刷了太久、已经快要碎裂的石头。
“最高检纪检监察组直接进驻省检察院，不是来查案子的，是来查人的。
你在汉东的那些事，上面都知道了，上次被压下去了，这次压不住了。
丁义珍跑了，欧阳菁出事了，面包车司机死了。
这些事，你绕不过去。
上面让你回北京，重新去理论研究所，副局级研究员，待遇不变，职务不变，工作内容变。”
侯亮平握着话筒，没有说话。
副局级研究员，好听的说法是“平调”，难听的说法是“发配”。
他在汉东搞出了那么大动静，到头来被发配到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用一堆没人看的理论文章来消耗他剩下的职业生涯。
“亮平，我提醒你几句。”
郑组长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象是在说一件不能让任何人听到的事情。
“第一，钟小艾也被停职了，不是银行停的，是上面停的。
她在银行的那些违规贷款，被人整理成了材料，递到了上面。
递材料的人不是季珩珩，是陈岩石。
陈岩石是冲着谁去的，你心里清楚。
第二，你岳父钟主任那边，自身难保。
他的那些事，也被翻出来了。
不是季珩珩翻的，是钟家的对头翻的。
墙倒众人推，你岳父这堵墙，已经倒了。
第三，不要再继续纠缠季珩珩了，你查不动他，也惹不起他，你在汉东的任务只有一个——平安离开，别再出乱子了。”
电话挂断了。
嘟嘟嘟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单调而冰冷。
侯亮平把话筒放回座机上，靠在那把硬邦邦的椅子上，看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的灯管灭了一根，另一根还亮着，发出细微的嗡嗡声，象一只被困在玻璃罩里的蜜蜂。
他不是输给了季珩珩，是输给了自己，输给了自己的高调，输给了自己的急躁，输给了自己的不留馀地，自己应该秘密调查他。
侯亮平站起来，开始收拾东西。
办公室里的东西不多，几本书，几个文档夹，一个保温杯，一张全家福。
他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又装进纸箱里，动作很慢。
书放好了，文档夹放好了，保温杯放好了，全家福放在最上面。
他看着那张全家福，钟小艾站在左边，他站在右边，孩子站在中间。
那是几年前拍的，三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他看了一会儿，把照片翻过来，扣在箱子里。
走廊里的人好象都在躲着他。
不是刻意躲，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他。
两次调过来，两次调出去，和玩过山车一样。
他在最高检的时候，是反贪总局最年轻的侦查处处长，是郑组长的得意门生，是钟主任的乘龙快婿。
他被调到汉东的时候，是中央领导点了名，是来反腐的，是来打虎的。
现在他被调回去了，灰溜溜地调回去了。
带走他的不是专车，不是飞机，是一张高铁票。
二等座，靠窗。
钟小艾是在侯亮平到达北京的当天被带走的。
不是抓，是“协助调查”。
两个穿深色夹克的男人，一高一矮，站在她单位门口，等她下班。
她走出大楼的时候，高个子的那个迎上去，亮了一下工作证，说了一句“钟小艾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她看着那个工作证，上面有国徽，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几个字。
她没有挣扎，没有喊叫，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
她只是说了一句“我给我丈夫打个电话”，对方说“上车再打”。
车门关上了，黑色的轿车驶入京城灰蒙蒙的暮色中，消失了。
侯亮平是在高铁上接到那个电话的。
电话那头不是钟小艾的声音，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很客气，客气得象从礼仪教科书上抄下来的。
“侯亮平同志，你的妻子钟小艾因涉嫌违规发放贷款、为亲友非法牟利，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请你配合。”
侯亮平握着手机，窗外是华北平原灰蒙蒙的天，田野、村庄、厂房、电线杆，一站一站地往后退。
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挂。
他的嘴唇在发抖，手在发抖，整个人象一台快要散架的机器。
但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因为他不想让邻座的乘客听到他在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