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木站起身，深深鞠了一躬。
他的腰弯得很低，几乎要碰到膝盖。
“对不起。”他说。
南田洋子没有回答。
高木直起身，看着她。
他想说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保持联系。”南田洋子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象是刚才的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连续两个小组接连出事，这不可能是巧合。”
“有人在针对我们。”
“你出去后，务必查明原因。”
高木再次鞠了一躬：“明白。”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不知道的是，当他走出房门的那一刻，一双眼睛已经盯上了他。
妓院大门外不远处，一辆黑色轿车隐没在黑暗里。
一个年轻人急匆匆地从妓院里走出来，钻进轿车。
“队长，这个人有问题！”他压低声音，向车内的人汇报。
林兆南眯起眼睛：“什么问题？”
“这个人一开始进了南田洋子的房间。”
“后来刁德贵带人闯进去，可他并没有被发现。”
“这说明他被南田洋子藏起来了。”
“直到刁德贵走了快一个小时，他才出来。”
年轻人的眼里闪着兴奋的光，
“这一个小时，他一定是在和南田洋子密谈！”
林兆南的眼睛亮了。
“有道理。”他拍了一下大腿，
“监视了这么久，这个南田洋子终于忍不住联系她的下线了！”
他看向车窗外，那个灰衣男人的身影已经快消失在夜色中。
“跟上去。”林兆南沉声下令，
“通知弟兄们，留一辆车在这儿继续盯着，其他人跟我走。”
次日正午，法租界金神父路，一处看似寻常的石库门民居内。
沪市地下党负责人刘黎坐在木桌旁，手里捧着早已凉透的茶水，却一口未动。
他对面坐着的陆砚秋。
“砚秋同志，”
刘黎终于开了口，声音沙哑低沉，透着一股难以掩饰的疲惫与压抑，
“这次淞沪会战，前线战况之惨烈，远超我们预料。”
“我们参加战斗的同志，伤亡太大了。”
陆砚秋端坐着的身姿微微一僵，心头猛地一紧。
刘黎顿了顿，似乎在努力平复情绪，才继续说道：
“虽然组织上已经筹措了一批药品送过去，可是缺口依然大得吓人。”
“药品送上去没多久就见底了。”
“好多重伤员躺在担架上，只能硬生生忍着，连止痛药都没有……”
“老家那边来了急电，问我们能不能再想点办法，提供一些药品支持。”
陆砚秋听着这番话，只觉得胸口像被一块巨石堵住，透不过气来。
她太清楚现在的局势了。
淞沪会战打响已经一个多月，那是真正的血肉磨坊。
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的飞机大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伤兵从前线运下来。
作为外科医生，她可谓是见惯了生死。
可最近这几周，广慈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痛苦呻吟的伤员，
手术室的地面被鲜血浸透了一层又一层。
药品的消耗速度远超想象，简直就是流水一般。
“刘书记，”陆砚秋沉默了片刻，抬起头，目光中透着一股决绝，
“我会想办法再筹措一部分出来。”
话虽这么说，她的手却不自觉地攥紧了膝上的手包。
作为广慈医院的外科主任，她对医院的库存了如指掌。
那仓库里早就空空如也。
不要说磺胺这些能救命的珍贵抗生素了，
就连最普通的止血纱布、医用棉球如今都成了稀缺货。
医院里只能将旧床单拆了消毒后重复使用。
许多伤员因为伤口感染而高烧不退，
医生们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向死亡。
市面上更不用说，所有药房的疗伤药早就被抢购一空。
黑市上的价格翻了十倍不止，甚至有价无市。
可她没有说这些困难。
因为她是地下党员。
在组织需要的时候，没有“困难”二字，只有“执行”。
刘黎看着她，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更多的是无奈：
“我知道这会让你很为难。”
“但是我们地下党实在是太穷了，连买药的资金都凑不齐。”
“没办法，我这边也找了一些老关系，
硬着头皮借了一些钱，同时安排人在市面上找货。”
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贴身藏着的蓝布包，层层打开，放在了桌上。
布包里是一叠皱皱巴巴的法币，
有百元的大钞，有十元的票子，甚至还有几张五角、一角的零钱。
陆砚秋看着那堆钱，眼框微微发热。
“刘书记，你借这么多钱，到时候怎么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