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陆泽咬了咬牙，跳上了开往皖南山区的长途车。
当大巴车在层峦叠嶂的山路上盘旋时，窗外的景象开始变了。
这里一眼望去，没有水网，只有梯田，没有富庶，只有贫瘠。
但也恰恰是在这里，让陆泽感受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直接的影响。
他借宿在一个山脚下的村庄，看到了分到土地的农民，几乎是用匍匐的姿态，在土地上用手一寸寸地捡拾石块开荒。
他永远忘不掉，一个皮肤黝黑皴裂的老汉，乍一看六七十岁，但其实才四十出头的年纪，咧着嘴指着那片贫瘠的坡地，对陆泽说：“这是俺自己的田。多种一斤粮食，就都是俺自己的。
这辈子，值了！”
那双浑浊却亮得惊人的眼睛，深深烙印在陆泽心里。
他这才明白，对于中国的农民来说，任何宏大的叙事，都比不上真真切切的土地以及一碗实实在在的稻米饭。
这二十多天的奔波，让他又黑又瘦，但他的精神世界，却前所未有地丰盈。
他的十几本笔记本，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本、图表和零散的感悟。
在一个又一个闷热的夜晚，在乡镇招待所那昏暗的灯光下，他将这些鲜活的素材进行分类、提炼、集成。
陈厚土不再只是桑田村的陈根生，他身上有了苏南那个守着社队企业不放的老书记的性格，也有了皖南那位死也不肯把水渠分包出去的生产队长的影子。
更直观地说，他代表着一个正在远去的、讲究集体与秩序的时代。
水生的形象也更加清淅。他不再仅仅做豆腐，他还可能去倒卖化肥，去天南的广州“看货”，他身上有浙北小商贩的精明，也有皖南青年走出大山的渴望。
他代表着一股冲破旧秩序的、混乱而蓬勃的心气。
沉绣云的村诊所，挂的也不仅是“自负盈亏”的牌子，更牵挂着无数农村妇女在“计划sy”与“传宗接代”夹缝中的眼泪与无奈。
她的故事，几乎在每个农村都有不同的回响。
而梅香，那个逃离包办婚姻的广播员，陆泽在苏南的工厂里见到了太多这样的女孩。
她们逃离了农村的土地，却未必能成功地拥抱城市。
她们是城乡变革中最脆弱、也最容易被牺牲的群体。
当他将最后一份人物小传写完时，窗外已经晨光熹微。
他摊开一张新纸，在抬头写下《春分》二字，然后用清淅的笔迹，绘制出“冻土”、“惊螫”、“芒种”、“归仓”四个篇章的详细叙事结构。
至此，他筹谋了一夏天的新小说，终于有了清淅的脉络与坚实的骨架。
八月底，暑气渐消。陆泽算算日子，离回校报到还有四五天。
他站在皖南的某个火车站，看着时刻表上“上海”和“杭州”两个方向，心中那个压抑了一个多月的念头，再也按捺不住。
他在车站旁的邮局，给杭城的zj省越剧团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内容除了自己所乘车的班次外就只有一句话：“近日途经杭城，可否一见？陆泽。”
一天后，当他背着行囊，风尘仆仆地走出杭州火车站时，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在人群中引人注目的身影。
陶慧敏穿着一件淡黄色的连衣裙，扎着两条麻花辫，脸上未施粉黛，在喧嚣的站台上亭亭玉立，仿佛一朵悄然绽放的百合。
“陆泽！”她看到陆泽，快步迎了上来，清亮的眼眸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变成了关切。
她显然被陆泽的模样吓了一跳。
说起来，虽然中间通信往来频繁，但其实这才仅仅是二人的第二次见面。
在陶慧敏的印象里，眼前的男人比上次在剧院后台见面时黑了、也瘦了太多，头发看得出很久没搭理了，下巴上也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一身半旧的衣裤沾着尘土。
只有那双眼睛，比过去更加深邃明亮。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她脱口而出。
“这两个月去乡下走了走，让你见笑了。”陆泽笑着，露出一口白牙，与黝黑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
“哪里，我觉得倒是比以前更象个作家了。”陶慧敏抿嘴一笑，接过他手里的一个网兜，自然地说道，“走吧，我带你去西湖边转转。”
八月底的西湖，柳丝如烟，荷花虽已过了盛期，但残荷听雨，也别有一番韵味。
两人沿着白堤，缓缓地走着。
“这一个多月，你都去了哪里？”陶慧敏好奇地问。
陆泽便将自己这一个多月来的见闻，大概跟眼前的姑娘分享了一下。
他讲青浦的桑田村，讲苏南的社队企业，讲浙北的家庭作坊，讲皖南的贫瘠山村和农民分到土地时的那种喜悦。
他讲得不快，但陶慧敏却听得入了神。
她仿佛能看到那一幅幅鲜活的画面，能感受到那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
“我以前总觉得，农村就是田，田里就是庄稼和种地的人。
从没想过，里面有这么多故事，这么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