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禁止的并非是那些赌坊，赌坊都是在官府那获得了资质的，而非胡乱开设的。
关扑和赌坊那种完全是两种概念，指的是在商品交易中添加赌博的行为。
严格来说，后世套圈那种都有赌的成分，关扑基本上也属于这种。
但科举压谁能考中多少名，在界定方面比较模糊。
因为这既没有商品作为依托，又和寻常赌坊的那些项目不同。
因此朝廷在这方面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苏轼文章中先是枚举了之前好赌成风，朝廷出面禁止之事。
又把那科举做赌给定性为新型的关扑方式，最后提及这是对文人的侮辱，更是对朝廷科举庄严的羞辱。
苏轼那些女粉，看到这篇文章后，对这种行径很是愤慨，甚至找到他们的父兄长辈，让他们上书禁止此事。
而那些读书人看到后，也顾不上骂苏轼了，而是调转枪头，骂起了那些在科举期间对外作赌的关扑店。
很多时候文人的立场都是没有立场的，或者说，在不影响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他们的立场是可以频繁变化的。
因为他们的立场，是受“正义”所影响，而他们所认为的“正义”一定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基本三观。
就拿他们骂苏轼来说，其实苏轼名气再大，对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影响的。
因为即便苏轼没有那么大名气，他们依旧无人问津。
只有那些少数比较有名气的考生，被苏轼遮掩了光芒。
他们之所以跟着骂苏轼，并非苏轼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是源于嫉妒心理。
当然，骂苏轼是“正义”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如今苏轼的文章，却直指那些拿科举设赌的关扑店，却和他们所有人都有些息息相关。
因为这能巩固读书人，高高在上的地位。
大周州府有数百，每次科举录取的人数，也才数百。
平均下来，一个州府只有一人。但一些州府，每次科举都有数人甚至十几人金榜题名。
也就是说很多州府几次会试能有一人金榜题名就已经非常难得了。
那些差的州府，可能从开国至今都无人能够考中。
科举是给了普通百姓阶级跨越的机会，但却不是那么多普通百姓，省吃俭用，供子嗣读书的重要原因。
多数普通百姓，根本没有想着子嗣能够做官，只需要他们能考个功名回来就好。
因为文人地位高，只需要一个秀才身份，在当地就能过的非常滋润了。
所以维持文人地位，关系所有读书人的利益。
正是源于这种“正义”，他们必须得跟着评击这种事。
朝中不少官员，被妻子女儿闹的不轻，因为他们妻子很多都很喜欢苏轼的文章。
见民间舆论四起，便顺水推舟上书，奏请严令禁止关扑店以任何方式，用科举来进行做赌。
这本不是什么大事，加之民间舆论很大，官家自然不会拒绝。
很快，朝廷便昭告天下，不得以任何形式拿科举来做赌，违者及其家人流放，家产全部充公。
这道诏书一出，读书人顿时觉得获得了胜利，对官家各种夸赞。
齐衡得到消息后，笑了笑：“苏轼倒是一点就通！”
他那天就在点苏轼，这件事本质上并不怪他，和他也没任何关系。
就算没有苏轼，那些关扑店也会拿别人做赌，依旧会有些人输的倾家荡产。
区别在于，因为苏轼名气大，让一些原本没想下那么大本的人，下了重注罢了。
但还是那句话，责任并不在苏轼，本质上还是那些关扑店的问题。
苏轼也明白了他的意思，而且也想通了。
所以苏轼的文章才会直指内核，最终让朝廷下旨，禁止关扑店拿科举做赌。
不过，能做成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苏轼的名气。
往年科举，肯定也有人输得倾家荡产，选择自尽的。
因为关扑店给的赔率非常之高，诱惑力太大了。
苏轼名气够大吧？之前他夺得状元的呼声最高。
但据齐衡所知，那些关扑店对外开出的赔率，是一赔三。
呼声最高的苏轼都如此，其他人的赔率更高。
那些关扑店的人也不是傻子，因为他们清楚，殿试可控性太小了。
文章写的好是一方面，但科举是选官的，看的可不单单是文采和文章。
就拿这次科举来说，八大家中的四个都参与了，结果苏轼兄弟和曾巩考中了，苏洵还落榜了。
状元还被名不见经传的章衡给夺得了。
只有那些赌徒，根本不了解这些，才只看名气，下血本压苏轼。
可往年一些人因此自尽，也有人上书陈述过这种乱象，但因为舆论不大，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苏轼的名气，让这件事一开始就得到了大量关注，经过发酵后，才有了朝廷下旨禁止的结果。
从古至今，哪怕一直到了后世，依旧有很多人爱惜名声，就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