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珩珩不会拒绝和他打交道，但也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押在他身上。
丁义珍的脸是最后浮上来的，也是最让季珩珩不舒服的。
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而是因为他什么都没做，却让季珩珩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觉得不对劲。
那种不对劲不是理性的判断，是身体的直觉——像一个人走进了刚刷过油漆的房间，眼睛看不到顏色，鼻子闻不到气味，但喉咙已经开始发紧，皮肤已经开始发痒。
丁义珍握手的时候，手掌是湿的。
不是汗，是一种更黏、更腻、更像是什么东西在皮肤表面涂了一层薄膜的湿。
那种触感让季珩珩在握手结束之后，下意识地把手在裤子上蹭了一下。
不是故意的，是身体的本能反应，像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东西。
他的笑容太標准了。
標准到像是一个被反覆调试过的面具——嘴角上扬的角度，牙齿露出的颗数，眼睛眯起的弧度，每一个参数都精確到了毫釐。
这种笑容不会让你觉得亲切，只会让你觉得假。
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假，是那种看久了之后、像一幅画掛在墙上看了三年、忽然有一天你发现画里的人在笑的时候嘴角的方向和你记忆中的不一样的那种假。
他的衣服太贵了。
不是那种低调的、剪裁合体的贵，而是那种恨不得把价格標籤贴在袖口上的贵。
他的手錶是劳力士，他的皮带是爱马仕，他的袖扣是纯金的，上面还刻著他名字的缩写。
一个副市长，月薪不到二万块，戴十几万的手錶，系几万块的皮带，穿定製的西装，用纯金的袖扣。
这些东西不是他自己买的，也不可能是他自己买的。
但它们在他的身上，在他的手腕上，在他的腰间，在他的袖口上，像一面面小小的、亮闪闪的、生怕別人看不见的旗帜，在向所有人宣告——我有钱，我有关係，我有人罩著。
丁义珍说“一路绿灯”的时候，语气太轻鬆了。
轻鬆到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审批手续，国土规划，项目落地，这些在京州市政府需要几十个处室、几百个经办人、几十道审批流程才能走完的事情，在丁义珍嘴里变成了一句“我亲自盯”。
这不叫效率，这叫权力寻租。
他把公权力当成了自己的私產，把审批流程当成了自己可以隨意开关的阀门，把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走完的程序当成了可以用一句话就跳过的小沟小坎。
这种人坐在副市长的位子上，不是京州的福气，是京州的病灶。
季珩珩对丁义珍的第一印象只有四个字——“不像官员。”
不像一个副市长，不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
不像一个人民的公僕。
他像一个商人，一个在商场上摸爬滚打了很多年、身上沾满了铜臭味、眼睛里只有利益没有原则、嘴巴上说著“服务”心里想著“回报”的商人。
他把自己当成了一架桥樑——企业要通过他才能和政府对话，政府的资源要通过他才能流进企业的口袋。
他在中间，左手牵企业，右手牵政府，两只手都在收过路费。
季珩珩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
京州的夜色和他刚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灯火依然璀璨，车流依然不息，远处的天际线依然在夜幕中沉默地矗立著。
但他看这座城市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
他看到了那些灯光里面的试探和威胁。
他看到了祁同伟的刀，李达康的石，丁义珍的泥。
他回到沙发上，拿起手机，给张远山发了一条消息：“祁同伟、李达康、丁义珍，三人的背景资料，再深挖一层。特別是丁义珍，他的资金流向，关联企业，利益输送链条，我要知道每一个环节。”
张远山秒回了两个字：“收到。”
季珩珩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他在想祁同伟说的那句话——“安全上有什么顾虑可以直接找我。”
他在想李达康说的那句话——“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办公室。”
他在想丁义珍说的那句话——“审批手续我亲自盯。”
三个人，三段话，三个不同的频率。
祁同伟是低沉的、沙哑的、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声音；李达康是干硬的、快速的、像木块碰撞的声音；丁义珍是圆滑的、甜腻的、像糖浆从瓶子里倒出来的声音。
但他们都说了同一类话——“找我。”
他们都在告诉季珩珩：在京州，遇到事，找我。
区別在於，找祁同伟是找刀，找李达康是找墙，找丁义珍是找泥。
刀能帮你开路，也能伤你自己；墙能替你挡风，也能挡住你的光；泥能让你走上去不摔跤，也能让你陷进去出不来。
季珩珩睁开眼睛，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凌晨一点二十分。
他应该睡了，明天还有一堆事等著他——產业园的选址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