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省那边，松平老先生的人兜着。”木村截住他，“博文馆出钱，松平家出面。
出了事，轮不到你我。
，须藤没立刻应。
他低头看着那卷稿子，半晌，才挤出一句。
“印多少？
”
木村把怀里那张领料单又掏出来，想了想。
“先放预购。”
博文馆门口贴出一张红纸的那一日，神田的街上还落着零星的雨。
红纸不大，半尺见方，糊在门柱靠右的那一块青砖上，底下原先贴的是一张征兵的告示，被人撕了半边，露出底层砖缝里头的灰。
新红纸盖上去，盖得也不严实，左下角翘着，风一掀，便露出底下那半张“忠勇报国”的黑字来。
红纸上写着八个字——“《菊与刀》，三日后开售”
底下一行小字：“凭票购书，每人限一，预购从速。
，”
头一个看见的是个拉车的。
他歇在街角，把车辕搁下，凑过去看了半晌，却只认得两个字。
“哪个菊？哪个刀？”他问身旁的人。
身旁站着个穿学生服的，仰着头念着。
“《菊与刀》——飞鸟鸿的新书。”
“飞鸟鸿是哪个？”
“写《七武士》的那个。
“”
拉车的“哦”了一声，把搭在肩上的汗巾扯下来抹了一把脸。
他没读过《七武士》—
一一个铜板恨不能掰两半花的人，哪里舍得花钱买书呢？
可《七武士》他到底是听过的。
前些日子在这条街上，有个学生当街念过一回，念到村里头没一个人敢说“打回去”的时候，围着听的几个汉子都不吭声了。
他也是其中一个。
“这回的，多少钱？
“”
可那一边的学生却只是摇了摇头，带着些许遗撼着。
“还没说，预购的票，听讲是今早辰时放的。
“放了多少？”
“两百张。
“”
拉车的咂了一下嘴。
两百张，神田这地界，识字的、半识字的、想充字的，少说也有几千号人。
他没再问，把车辕重新扛上肩。
可走出去十来步，他又回过头，朝那张红纸看了一眼。
到午时，那两百张票便没了。
博文馆的伙计后来同人讲，辰时一开门，门口已经排了一条长龙，从店门口拐过两个街角，尾巴甩到鱼市那头去了。
排在头里的是几个书商，揣着大把铜钱，一开口便要包圆——一人买一张哪里够，他们要的是几十张。
伙计说不卖，规矩是一人一张。
书商不依，掏出钱来拍在柜台上，说加钱，一张票面价三十文，他出一百文。
伙计还是说不卖。
后头排队的人不干了，嚷起来，说凭什么他买几十张，叫不旁人活了。
书商回头一瞪，那几个嚷的便都缩了脖子—
一这世道，人都是这样的，对着一张红纸能挺起腰，对着一个活人却又矮下去了。
可伙计到底还是没卖给书商。
两百张票，按着队伍一张一张地发下去，发到第一百九十九张的时候，队伍里头还排着百十来号人。
发到最后一张，柜台后头的须藤亲自出来，把那张票递给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
姑娘攥着三十个铜板，手心都汗湿了，接过票，“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旁人都当她欢喜。
后来才晓得，她排在这队里头排了一宿，是替她哥哥来排的。
她哥哥读过《七武士》，前个月被征兵令叫走了，临走时同她说，若是飞鸟先生出了新书，无论如何替他留一本。
“我哥哥还没回来。”姑娘攥着那张票，对发票的须藤说，“等他回来，这书就在了。”
须藤没接话。
他做校对的，一向是话少的人。
可这一回，他把那张票往姑娘手里又按了按，转身回了柜台，背过身去，半晌没动。
票发完了，剩下的人不肯散。
有人骂，有人叹，有人蹲在墙根底下不走，说明儿还来。
也有那精明的，转身便奔了别处一票既抢不着，黑市里头总有路子。
果不其然，不出半日，神田的茶馆里、澡堂子里、夜市的暗角里，便有了交易。
一张三十文的预购票，转手便是一百二十文。
到傍晚，涨到二百文。
二百文是什么数目？是芥川龙一的面馆里两碗拉面的十二倍，是一个拉车的累死累活跑上三日的进项。
可偏偏有人买。
买票的人未必读得懂书，未必读得完书，甚至未必想读书可他们还是买了。
茶馆里头，一个穿绸缎的胖子，把二百文拍在桌上，换了一张皱巴巴的票，揣进怀里，对同桌的人说：“这书，听讲连内务省都盯着。盯着的东西，便是好东西。摆在书架上，体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