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了车，把包扔在后座，坐进副驾驶。车里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和那天在他手上闻到的一样，不浓，但一直有。
“钱红缨那边你告诉她了吗？”我问。
“昨天晚上说了。”他说，“我说我这边找到人了，今天出发，明天到。她说她等我们。”
“她租的那个房子在镇上哪个位置？”
“镇子西头，一条巷子里。”赵大伟说，“她说房东是个老太太，平时住在镇子另一头，那屋子空了很久了，便宜租给她的。她去看了一次就定下来了，说要待一段时间，住旅馆不划算。”
“她一个人住那边不怕？”
“她说巷子里住的都是老人，晚上很安静。白天她进山，晚上回去整理笔记，不跟别人打交道。”
路两边的田野在逐渐后退，县城已经被甩在身后了。我靠在座椅上，把爷爷那本笔记从帆布包里掏出来，翻到画著镇蛟印的那一页。阳光从车窗外照进来，落在泛黄的纸页上，把那图形照得格外清晰。交叉线的交点处有一点深色的痕迹，像是墨水洇开之后留下的，又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按压过，留下了细微的凹陷。我用指腹轻轻碰了一下，能感觉到纸面微微下陷，不是印刷的痕迹，是手写的，一笔一画刻上去的。
“你爷爷的笔记，”赵大伟说，“除了那幅图，还写了什么？”
我又往后翻了几页。“后面有一段话写的是——‘蛟非水生之物，乃蛇走之形。入水为蛟，出水为蛇。蛇修百年，蛟成；蛟走千里，龙现。’”
“你觉得他是在解释蛟是什么？”
“像是在解释一个他已经确认过的东西。”我说，“他不是在猜，他是在记录。”
赵大伟没有说话。他开了一段路之后才开口：“我一开始听说蛟的时候，以为那是编的。后来老中医给我看手相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碰到的不是鱼，也不是蛇，是蛟。’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他见过。他年轻的时候在江边见过一条，已经死了，被水冲到岸边。他走近了看过，鳞片的排列方式和蛇不一样，更大，边缘更锋利。”
“他那个时候就知道会有后来的人被划伤？”
“他说他当时只是好奇。后来开始有人来找他看病，症状都是一样的——伤口不愈合，皮肤慢慢变色，长出鳞片。他才知道那东西划伤人不只是外伤。”
我翻到笔记后面几页，那些流水账式的记录——某年某月去了哪里、收了多少钱之类的。我指给赵大伟看：“这里面也记了宜兴。你看，‘宜兴南涧有石室，室中有刻文，记锁蛟事。’”
赵大伟侧头瞥了一眼，目光没有在纸页上停留太久，又转回前方的路面。
“他到过那个石室。”
“对。”我说，“他到过。”
“那你爷爷和老中医，可能就是同一批人。或者在查同一件事。”
“可能。”我说，“但没有人把这件事传给后代。老中医传给了钱红缨，也只传了一半。我爷爷传给我的，也就是这本笔记。”
车里安静下来。风从半开的车窗缝里灌进来，吹动我手里的纸页，发出轻微的哗啦声。我把笔记合上放回包里。
“老赵，”我说，“你觉不觉得，这件事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他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大不大，都要走完再说。”
车速没有变化。我靠在座椅上，看着前方的路面在车头前方不断延伸、不断后退。那个镇蛟印的图形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圆，交叉线，四端各伸一笔。我不知道它代表了什么，但爷爷画了它，老中医查了它，赵大伟带着它来找我，钱红缨已经在宜兴镇上租了间房等著了。
它一定指向某个地方。
窗外的竹林开始变密，路牌上的地名也变了。我问赵大伟还有多远，他说：“快到了。”
我没有再问。赵大伟把车速降下来，拐进一条窄路，路两侧的竹子密得几乎要擦到车顶。竹叶刮著车身两侧，沙沙地响。路的尽头是一条巷子，巷子口有一棵老槐树，树冠很大，投下一大片阴凉。
赵大伟在树底下停好车，熄了火。他没有立刻下车，在驾驶座上坐了几秒，然后推开车门。
我也下了车。风从竹林那边吹过来，带着泥土和竹叶的气味。巷子尽头那间屋子的窗户半开着，里面有人影晃动了一下，然后门开了。一个短头发的女人站在门口，穿着深蓝色的外套，袖子卷到小臂中间。她看到赵大伟，没有说话，也没有走出来，只是靠在门框上看着我们。她身后能看到屋里摆着一张行军床、一张木桌、几把折叠椅，桌上堆满了纸张和笔记本。
赵大伟走过去，在门口停了步。
“钱红缨。”他说。
她点了点头：“进来吧。”
我上了车，把包扔在后座，坐进副驾驶。车里有一股淡淡的腥味，和那天在他手上闻到的一样，不浓，但一直有。
“钱红缨那边你告诉她了吗？”我问。
“昨天晚上说了。”他说，“我说我这边找到人了，今天出发，明天到。她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