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份印制精美的《陕西政要》从西安的布政使司衙门发往全国各地官府。这份由省里编纂的官办刊物，在最新一期的显着位置，用了整整两页篇幅介绍“延安府王家堡——安民模范村”。
文章写得文采斐然，配图更是考究——四幅精细的木刻版画占据了半版：第一幅是整齐如棋盘的田亩，农夫扶犁而耕；第二幅是干净整洁的街巷，妇人井边浣衣；第三幅是学堂里孩童正襟危坐，先生执卷而授；第四幅是校场上民兵列队操练，刀枪映日生辉。
文字部分更是妙笔生花：
“……延安府王家堡，去岁蒙圣恩赐‘安民模范’匾额，阖村百姓感念天恩，勤力耕作，遂成今日之盛。观其田亩，阡陌纵横，水利完备；察其村舍，屋宇整齐，道路平坦；闻其教化，书声琅琅，童蒙皆启；视其武备，乡勇精壮，盗贼远遁。此皆朝廷德政所致，官府指导有力，方有如此治绩，堪为全省楷模……”
文章署名是“布政使司右参政周瑞豹”，但实际上出自几位绍兴师爷之手。他们深谙官场文章之道，既要把成绩写足，又要处处归功于上。
李健收到这份刊物时，正在与钱小满核对春耕物资账目。他翻开那两页，仔细读了一遍，又看了看那四幅版画，神色复杂地放下。
“画得倒挺像。”他苦笑道，“只是画里的王家堡，比真的王家堡还要整齐三分。”
方以智接过刊物，扶了扶眼镜细读。他读得很慢，时而点头，时而蹙眉。
“文章写得巧妙。”半晌，他摘下眼镜，“既突出了新家峁的治绩，又处处强调‘此皆朝廷德政所致’‘全赖官府指导有力’。看来周瑞豹是花了心思的——既要借咱们的成就彰显他的政绩，又要确保功劳不落到咱们头上。”
“心思？”一旁的郑老汉冷哼，“他是把咱们架在火上烤！现在好了，全陕西、全天下都知道有个‘王家堡’，知道新家峁富庶安宁。接下来会怎样？流寇会惦记，豪强会眼红，朝廷会要得更多！这哪里是表彰，分明是祸水东引！”
话糙理不糙。议事堂内一时陷入沉默。
果然，麻烦接踵而至。
表面上是“学习先进经验”，实则各怀心思。
米脂知县张明远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官僚，参观时满脸堆笑：“李大人治村有方，下官佩服！只是我县连年旱灾，百姓困苦，不知可否……指点一二？”临走时，他的随从“不小心”落下个单子，上面列着“需粮两千石，棉布五百匹”。
绥德知州王敬之更直接。参观完学堂后，他拉着李健的手：“李大人，你看这些孩童，个个穿得整齐，面色红润。我绥德的孩童……唉，衣不蔽体啊！”说着竟抹起眼泪。李健只能“体恤民情”，答应“支援”一千石粮食。
最离谱的是延川知县赵德昌。这人带着十几个随从，在王家堡住了三天，顿顿要酒要肉，临走时还暗示：“本官此次回去，定要在上官面前为李大人美言。只是这路途遥远，车马劳顿……”意思是要“程仪”。
李健疲于应付，又不能得罪。这些虽然都是芝麻官，但背后可能连着省里甚至京里的关系。一个月下来，竟“送”出去三千石粮食、两千两银子的货物。
钱小满拿着账本心疼得直抽气：“盟主，这样下去，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经不住啊！”
李健揉了揉眉心：“给吧，就当交保护费。但记下来，谁要了什么，要了多少，以后……总有算账的时候。”
有些人确实是来取经的。比如从山西来的老举人陈文焕，在王家堡住了半个月，白天走访田间地头，晚上整理笔记，最后郑重地对李健说：“李大人所行，暗合《周礼》‘乡遂’之制，更兼管子‘富民’之策。若能推广天下，实为苍生之福。”
但也有不少是来“打抽丰”的。这些人到了新家峁，张口就要住最好的客房，要吃最好的伙食，还要“润笔费”“程仪”。不给？马上就写诗作文嘲讽。
有个从江南来的所谓“名士”，住了五天，临走时要一百两银子“润笔”，说回去要写文章歌颂新家峁。李健给了五十两，他当场翻脸，在客栈墙上题诗一首：
“陕北有暴富，自称能安民。
村舍虽整齐，胸中无点墨。
惜哉圣贤地，竟被铜臭侵。”
诗写得狗屁不通，但恶心人。李健看到后只是笑笑，让人把墙刷了。吴先生却气不过，要派人追回银子，被李健拦住：“算了，就当喂狗了。这种小人，得罪不起。”
这意味着，新家峁要接待更高规格的视察，要做更多的表面文章，要花更多的钱粮——还不能显得太富，否则“模范”就成了“僭越”。
公文里还特别注明：“届时将有京中御史随行，考察民情，核查赋税。”
“京里来人了。”方以智放下公文，面色凝重，“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李健在议事堂里踱步，一圈，两圈，三圈。忽然停下：“既然躲不掉‘模范’名号，那就把它变成咱们的武器。”
“武器？”众人不解。
“对。”李健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王家堡的位置，“以前咱们扩张要偷偷摸摸，现在可以光明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