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薇，”陈醒看向视频，“你陪吴工来大陆。路上，你可以适当透露一些信息，关于我们正在调查david chen，关于我们怀疑浩宇的死不是意外。观察他的反应，但不要逼问。让他主动说。”
“他会说吗？”
“如果他是清白的，他会说。”陈醒笃定道，“一个父亲压抑了三年的疑问和痛苦，一旦找到可以信任的出口，会象洪水一样倾泻而出。”
会议在九点四十五分结束。众人离开后，陈醒独自留在办公室。
他走到书架前，从最顶层取下一本相册。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未来科技创业早期的合影集。翻开某一页，是1995年公司第一次参加国际半导体展的照片。那时候他们只有一个小小的展台，产品是简单的电源管理芯片。照片上，年轻的陈醒站在展台前，身边围着几个同样年轻的面孔，其中包括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老工程师，当时是他们的技术顾问。
那位老工程师在2003年退休返回中国台湾，临走前对陈醒说：“陈总，大陆的半导体产业要起来，不能只靠买设备、引进技术。得有自己的根，从材料、设备、工艺，一点点扎下去。我这辈子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们还年轻，有机会。”
陈醒抚摸着照片上那张已经模糊的面孔。十八年过去了，那位老工程师已经去世，而他们确实在这条艰难的路上走得很远。
现在，另一位中国台湾老工程师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
陈醒相信自己的判断，但不是基于情感，而是基于重生三十年来对人心和技术的双重理解。在芯片制造这个领域，最高明的破坏往往伪装成意外，最高明的忠诚往往隐藏在沉默之下。
他拿起加密电话，拨通了安全部门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号码。
“激活‘钓鱼计划’第二阶段。”他对着话筒说，“目标已上钩，准备收线。但记住，我们要钓的不是这条小鱼，是他背后的大鱼。放长线，耐住性子。”
电话那头传来简短的回应：“明白。诱饵已经准备就绪。”
挂断电话，陈醒走到窗前。阳光已经爬升到半空，北京城在晨光中苏醒，车流开始涌动，城市开始呼吸。
他知道，今天下午吴文山抵达北京后，很多事情将会改变。
有些人会认为他过于冒险，有些人会质疑他的判断，就象1998年他坚持要自主研发汉卡作业系统时一样，就象2005年他押上全部身家激活芯片设计部门时一样。
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关键的战略决择上，他很少出错。
因为他的选择，从来不是赌徒的孤注一掷，而是棋手的精密计算。
下午两点三十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
林薇和吴文山走出到达口。老人穿着简单的夹克衫，手里提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神情比在中国台湾时更加平静，但眼底深处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决绝。
周明安排的两名安全人员，对外身份是研发中心的技术助理，立即上前接过行李。一行四人走向停车场，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已经在等侯。
车内，林薇递给吴文山一瓶水：“吴工，路上辛苦了。”
“不辛苦。”吴文山接过水，但没有喝，他的目光一直看着窗外飞逝的北京街景，“林总，谢谢你们……愿意让我来。”
“该说谢谢的是我们。”林薇真诚道，“在这个敏感时期，您还愿意过来帮忙。”
吴文山沉默了几秒，突然问：“陈总他……真的相信我吗？”
这个问题很直接，也很关键。
林薇斟酌着措辞：“陈总相信证据，也相信自己的判断。更重要的是，他相信一个为半导体产业奉献了一辈子的人，内心最深处想要的是什么。”
老人的眼框微微发红。他转过头，继续看向窗外，但林薇注意到，他的手在轻微颤斗。
车子驶入五环路，向昌平方向开去。材料所在未来科技园区的最北端，周围是大片绿化带，安保森严。
“吴工，”林薇决定开始试探，“您之前提到david chen，我们做了一些初步调查。发现他不仅是学者，还是一家技术咨询公司的董事，那家公司……”
“那家公司叫‘前沿科技战略咨询’，注册在开曼群岛。”吴文山突然接话，声音低沉，“浩宇去世后，我查过。公司的客户名单里有美国国防部、几家大型军工企业，还有……sia的技术委员会。”
林薇的心跳加快了。这些情报安全部门昨天才确认，吴文山居然早就知道。
“您为什么没早说？”
“因为我不知道该跟谁说。”吴文山苦笑，“在中国台湾，说这些会被当成疯子。在大陆……三年前，我和大陆企业还没什么接触。而且，我没有证据，只有怀疑。”
他停顿了一下，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u盘：“但我保留了一些东西。浩宇去世后，我请人破解了他的计算机，我知道这不道德，但我必须知道真相。这里面有他实验室计算机的部分数据，包括一些被删除的邮件草稿和实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