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军事实力与地缘政治让北方三强无力缔结反天道盟同盟，那么治下百姓截然不同的生存境遇，则从根基上瓦解着它们的统治耐力，并为天道盟积蓄着力量。
在窦建德、王世充乃至李唐的控制区内，尽管程度不同，但百姓普遍承受着战乱带来的沉重负担。
为了维持庞大的战争机器，赋税徭役极其繁重。李唐关中，百姓为支持东征洛阳，已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仓廪渐虚；王世充困守孤城，横征暴敛，洛阳城内甚至到了“人相食”的悲惨境地；窦建德虽以仁政着称，减轻了部分赋税，但连年备战，征发民夫修筑工事、转运粮草的压力同样不小。更不用说无处不在的兵灾威胁，溃兵、匪患的骚扰，以及严苛户籍制度对人身自由的限制。普通农民随时可能被夺走口粮、拉去充军，工匠被强制征用，商贾则面临层层盘剥和不确定的安全风险。生活，仅仅是挣扎求存，毫无保障与希望可言。
反观天道盟治下，景象截然不同。自天道盟定鼎南方，推行一系列新政：清查田亩，抑制豪强，推行相对公平的“均田令”与“租庸调”税法，大幅减轻普通农户负担；大力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和作物，粮食产量稳步提升；整顿吏治，设立“察举院”监督官员，严惩贪腐；鼓励工商，简化税卡，保护合法贸易；广泛设立“蒙学”与“惠民药局”，推行教化与基本医疗保障。尽管为了备战也在积累物资，但手段相对有序，注重不伤民本，甚至有“常平仓”在灾年平粜赈济。
对于新附之地的流民和主动来投的百姓，天道盟更有系统的安置政策。在边境和资源丰富地区设立“垦荒区”，官府提供初始的口粮、种子、简易农具，并承诺“垦荒三年，永为己业”——开垦荒地满三年后，土地即可登记为垦荒者所有，只需按章缴纳赋税。
对于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医师、读书人，更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登记考核，量才录用，给予相应的待遇和职位。尽管初期生活同样艰苦，但一条清淅的、通过努力可以改善生存甚至提升地位的路径摆在面前，希望取代了绝望。
这种云泥之别的对比，通过逃亡者口耳相传、行商见闻乃至天道盟有意无意的宣传，不断冲击着北方百姓的心理防线。于是，一场规模日益扩大、无法用关防完全阻止的“用脚投票”开始了。
冒着被守军射杀、被巡逻队抓捕、冻饿死于荒野的风险，大量河北、河南、乃至关中边缘地区的百姓，拖家带口，利用山林小径、夜间偷渡、贿赂边境小吏等方式，千方百计地向南逃亡，试图进入天道盟的控制区。
窦建德与李唐、李唐与王世充的交战区更是逃亡的高发地带，百姓趁战乱间隙，扶老携幼，向南迁徙。
这些逃亡者，一旦成功越过边界，便会遇到天道盟设立的“流民接纳点”。经过简单的登记、甄别（主要排查是否为敌方细作或罪犯），便会获得数日口粮，并被引导前往指定的“垦荒区”或劳动力短缺的工坊、矿区。尽管背井离乡，开荒劳作异常艰辛，但能活下去，能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未来的希望，对于在北方朝不保夕的百姓而言，已是天堂。
北方三强并非不知此患，李唐严苛的关防制度部分目的就在于此。但高压政策只能加剧民怨，无法根治因生存环境悬殊而产生的离心力。堵不如疏，可它们无法提供天道盟那样的选项——那需要彻底的变革、雄厚的物资储备和高效的行政体系，而这恰恰是内部矛盾重重的北方三强所匮乏的。
因此，这场无声的人口流动，每天都在削弱着北方三强的战争潜力和统治基础，同时为天道盟持续输送着劳动力、兵源和民心。
………………
黎阳仓位于黄河北岸，是掌控河北与中原漕运命脉的巨型粮储与军事要塞，自隋末以来便是各方势力垂涎与争夺的焦点。
自月前夏军主力突然出现在城下，攻势便未曾有一日停歇。窦建德的大夏旌旗，如同连绵的赤色潮水，将黎阳城围得水泄不通。
城北依山，城南临水，窦建德的大军主力屯于东、西两面，连营数十里，刁斗相闻，篝火映天，昼夜不息。
每日拂晓起，数以万计的夏军步卒，在督战队的驱策下扛着连夜赶制的云梯、壕桥、尖头木驴，从各个方向涌向黎阳城墙。箭矢如同飞蝗般从夏军阵后升起，在空中划出死亡的抛物线，密密麻麻地钉在城头的垛堞、门楼，乃至守军匆忙举起的盾牌上，发出令人牙酸的“夺夺”声。
城墙上，唐军守将蒋善合须发戟张，声嘶力竭地指挥部属反击。滚木礌石沿着城墙斜面轰然砸下，煮沸的金汁和热油从垛口倾泻，城下顿时响起一片凄厉的惨嚎。唐军弓弩手依托女墙和箭楼，向逼近的夏军倾泻箭雨，不时有夏军士卒中箭扑倒，但后面的人立刻踏着同伴的尸体，嚎叫着继续冲锋。
夏军的攻城器械也在不断增加。巨大的投石机被组装起来，在力夫的号子声中，将数十斤重的石弹或点燃的裹油柴捆抛向城墙，砸得墙砖碎裂，木制城楼起火。更让守军心惊的是，夏军正在城墙东南角外堆砌一座高达数丈的土山，高度已渐渐与城墙平齐，一旦完成，夏军弓弩手便可直接俯射城内，甚至可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