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是一个简洁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白墙和一张桌子。他看起来比上次视频时更憔悴，胡子没刮，眼镜后的眼睛布满血丝。
“陶主任，各位。”他的声音沙哑，“谢谢你们去看我母亲。”
然后他看到了张斌。
屏幕里，危暐的表情凝固了。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几秒钟后，他摘下眼镜，用手揉了揉眼睛。再戴上时，眼眶是红的。
“张张斌。”他终于说出这个名字，“你父亲的事，我”
“我今天来，不是要听道歉。”张斌的声音平静得可怕，“我要听事实。2300万，你是怎么骗走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
房间里只有笔记本电脑风扇的声音。窗外的雨下大了，敲打着玻璃。
危暐深吸一口气，点头：“好。我从头说。”
（四）2019年8月：当“油料股股长”进入视线
“张坚先生进入我们的目标库，是在2019年8月中旬。”
危暐调出一张虚拟的流程图，这是他从记忆里重建的——真正的操作记录早已销毁。
“当时我在kk园区负责技术支援三个诈骗集团。其中一个集团专攻‘冒充领导’类诈骗，目标是中国大陆的国企、政府单位的中层干部。他们有一个五十多人的‘信息搜集组’，专门从各种渠道购买、窃取、整合个人信息。”
他停顿了一下：“张坚先生的信息，来自三个渠道：第一，某医疗机构的体检数据泄露——他有高血压、糖尿病史；第二，他的儿子，也就是张斌，当时在北京工作，父子关系亲密但物理距离远；第三，他所在的单位是能源系统的老牌国企，他本人是油料供应股的股长，这个岗位有审批一定额度采购款的权限。”
魏超的拳头握紧了。马强按住他的肩膀。
“信息组给张坚先生建立了完整的‘人物画像’。”危暐继续，“年龄58岁，临近退休；工作认真，性格谨慎；家庭关系简单，妻子已故，儿子在外；身体健康状况一般，有慢性病；工作上有一定权限，但不算高层；性格上，是那种‘怕给组织添麻烦’的老党员。”
曹荣荣快速记录。这是标准的心理侧写。
“基于这个画像，我们设计了两套方案。”危暐说，“a方案：冒充上级领导，以‘紧急采购’‘特殊经费’等名义让他转账。b方案：冒充公检法，以‘涉嫌违规’‘配合调查’等名义施加压力。信息组评估后认为，a方案成功率更高——因为他熟悉工作流程，b方案可能引起他的警惕。”
“你们怎么确定他会接陌生电话？”沈舟问。
“我们不直接打给他。”危暐解释，“我们先打给他单位的办公室，以‘上级单位督查组’的名义，要求提供油料股的联系方式和工作汇报。办公室一般会配合。拿到他的办公电话后，我们再用技术手段伪造一个与上级单位总机相似的号码打过去。第一句话是：‘张股长吗？我是总局办公厅的李主任，领导有急事找你，现在转接过去。’”
“然后立即转接到第二个骗子，冒充‘领导’。”张帅帅理解了，“利用转接的间隙，让他没有时间思考。”
“是的。而且我们选在周五下午四点左右打——临近下班，人比较疲惫，又担心耽误周末。”危暐说，“第一次通话很成功。冒充的领导说：‘张股长，有个紧急情况。中央某部门需要调拨一批特殊油料，涉及保密，不能走正常流程。你记一下这个账户，今天下班前把第一笔采购款打过去，230万。手续周一补。’”
陶成文闭上眼睛。他能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同志，突然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指令，那种“不能耽误工作”的责任感压过了怀疑。
“张坚先生提出要核实。”危暐继续说，“这是预料之中的。我们说：‘可以，你打总局总机，转接王副局长确认。但王副局长正在陪同中央领导视察，可能要等半小时。’同时，我们立即用伪基站覆盖他单位附近的通讯信号，让他打不出去。等他尝试几次失败后，我们再打回去，语气严厉一点：‘张股长，时间紧迫，如果你不能配合，我只好换人。但这样可能会影响你的退休考评。’”
“心理施压。”曹荣荣低声说。
“是的。压力来自几个方面：一是‘上级领导’的权威；二是‘中央任务’的重要性；三是‘保密要求’的神秘性；四是‘个人前途’的威胁。”危暐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们计算过，像他这样临近退休的老同志，最在乎的就是‘平稳落地’。我们利用了这一点。”
张斌一直低着头。现在他抬起头，眼睛通红：“第一次，他打了多少钱？”
（五）第一笔：230万的信任崩塌
“230万。这是他权限内能审批的最大单笔额度。”危暐说，“打完钱后，我们让他把转账记录拍照，通过微信发给‘领导秘书’——又一个骗子。然后说：‘很好，领导很满意。但刚才接到通知，总需求量增加了，还需要2070万。今天之内必须到位。’”
魏超骂了一句脏话。
“张坚先生表示没有这么大权限。我们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