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是原始数据档案馆和“技术犯罪纪念馆”。
走过生物识别安全门，首先看到的是十二台封存在玻璃柱中的服务器。“这是从弗罗茨瓦夫基地抢救出的原始服务器，”程俊杰介绍，“我们保留了它们的物理状态，作为证据，也作为警示。”
服务器外壳上有弹孔和烧灼痕迹，那是当年交火的印记。
往里走，是一面“受害者墙”。墙上没有照片，只有一个个名字和简短的介绍：
张坚，58岁，云海石化集团物资管理处副处长。死于诈骗，但他留下的证据推动了改革。
李维（化名），46岁，前央行反洗钱处处长。获救后经过三年治疗，现为金融安全公益组织顾问。
名单继续：荷兰检察官、美国记者、德国数据保护官员、肯尼亚反腐败调查员……共27个名字，其中8人已去世，其余19人仍在康复中。
“我们征求了所有在世者及家属的同意，”曹荣荣轻声说，“他们同意留下名字，不是为了被铭记，是为了警示后人：技术犯罪不是虚拟的，它有真实的面孔。”
鲍玉佳停在墙前，想起三年前的夜晚，在数据流中第一次看到这些名字时的震撼。如今，那些数据已经转化为教材、转化为系统、转化为制度，但墙上这些名字，永远提醒着工作的重量。
纪念馆最深处，是一个沉浸式体验室。这里不是用vr模拟犯罪过程，而是用数据可视化展示“技术作恶的传导链”。
陶成文启动系统。房间中央出现一个发光的点，标记为“一行代码”。当代码被用于正当用途时，光点发出柔和的蓝光，延伸出连接线，连接着“效率提升”、“便利增加”、“问题解决”等正向节点。
但当同一行代码被用于恶意时，光点变红，延伸线连接着“隐私侵犯”、“心理操控”、“财产损失”，最终指向“生命消逝”。
“我们设计这个展示，是为了让技术人员直观看到：你敲下的每一行代码，都可能沿着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传播，产生天壤之别的后果。”付书云说，“而选择哪条路径，取决于你写代码时的伦理考量。”
梁露调出一个特殊案例：危暐在2019年写的“心理压力模型算法”。系统展示，当这个算法被用于“心理治疗进度监测”时，帮助了数万名患者；但当它被用于“诈骗施压优化”时，导致了包括张坚在内的数百人受害。
“同一段代码，”孙鹏飞说，“两个完全相反的结局。这就是技术的中立性悖论——工具本身无善恶，但工具的设计者和使用者有。”
沈舟补充纪念馆的教育意义：“每年，我们会带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这里。不吓唬他们，也不说教，只是展示数据、展示案例、展示选择。然后让他们自己思考：将来我写的代码，要走哪条路？”
参观结束时，陶成文在纪念馆出口的留言屏前停下。屏幕上滚动着来访者的留言，最新一条是十分钟前留下的：
“今天是我入职某互联网大厂的第一天。来之前我很兴奋，觉得要改变世界。看了这里，我明白了：改变世界前，先要确保自己不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我签了‘守护者宣言’。谢谢你们。——一个普通的程序员”
老人微笑，对团队说：“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不是抓住所有罪犯——那不可能；也不是阻止所有犯罪——那不现实。而是在每一个技术人员心里，种下一颗伦理的种子。然后，等待种子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刻发芽。”
（三）全球网络：当守护成为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
回到地上层的指挥中心，大屏幕上显示着“全球技术伦理监督网络”的实时状态。
这个网络是三年来建立的，连接着37个国家的86个组织，包括政府机构、学术机构、行业联盟、公益组织。网络的核心功能有三个：预警共享、技术支持、人员救助。
预警共享平台处理了1247次潜在技术伦理风险举报，其中309次经核实后提前干预。
技术支持中心为19个发展中国家的执法机构提供了免费的技术分析工具。
人员救助网络帮助了87名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的技术人员脱身并转型。
“最成功的案例在菲律宾。”付书云放大一个节点，“当地一个类似kk园区的诈骗团伙，试图胁迫12名年轻程序员开发钓鱼软件。其中一名程序员通过我们在tefs系统中埋藏的紧急求助通道联系到我们。我们联合菲律宾警方，以‘技术合作’名义接近园区，最后不仅解救了技术人员，还抓获了犯罪头目，整个过程零伤亡。”
梁露展示另一个案例：“在巴西，一个政治咨询公司试图用类似‘普罗米修斯项目’的心理操控技术影响选举。我们的预警系统通过社交媒体数据分析发现了异常模式，提前三个月向巴西选举委员会发出警告。最后该公司的行为被定性为非法，相关技术被查封。”
孙鹏飞感慨：“三年前，我们是被动反应，追着犯罪跑。三年后，我们建立了主动防御网络。这就是进步。”
沈舟关注未解决的问题：“但‘导师’和‘董事会’的核心成员仍然在逃。过去三年，我们追踪到他们在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