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背包给我，里面有钱、硬盘、还有一张手绘的地图。他说如果成功逃出去，按照地图上的路线走，到一个安全屋等他。”
“我问‘那你呢’，他说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他说‘阿明，有些光必须有人去点，哪怕只能亮一会儿’。”
“我走了。从排水洞钻出去，按地图跑到安全屋——那是山里一个废弃的猎户小屋。我在那里等了天，没等到危暐哥，却看到园区方向冒起黑烟。”
“第三天，我冒险回到村子附近，听说着火了，死了很多人。有人说有个中国技术员把自己反锁在机房里放火，和系统同归于尽。”
阿明说到这里，泣不成声：“是我害了他……如果我不走，他也许能一起逃……”
“不，”陶成文轻声打断他，“如果你不走，他做的一切就白费了。他选择留下，是为了让证据能出去，让真相能出去。你完成了他的嘱托，现在你在这里，证据在这里，这就是他的胜利。”
询问持续了九个小时。阿明讲述了园区的运作细节：每天的“业绩会议”，完不成任务者的惩罚，试图逃跑者的下场，还有那些被榨干价值后“消失”的人。
他描述了魏明哲：“那个人看起来像个教授，说话温和，但眼神冰冷。他看人的时候，像在看实验动物。有一次我听他对危暐哥说‘道德是弱者的枷锁，强者创造自己的规则’。”
他也描述了危暐在园区的日常生活：每天工作16小时，睡眠不足，经常做噩梦说梦话，但白天依然保持清醒，偷偷在代码里埋下“礼物”（这是危暐对那些后门程序的称呼）。
“他说过最让我难受的一句话，”阿明回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我去看他。他迷迷糊糊地说‘阿明，我梦到我妈妈了。她问我为什么好久不回家，我说我在做很重要的事。她问是什么事，我说……我说不出来’。”
九小时的陈述结束后，阿明精疲力竭。梁露带他去休息，给他服了安眠药——这个年轻人需要一场没有噩梦的睡眠。
而留在客厅的团队，面临着下一个问题：现在怎么办？
（四）行动方案：从证据到行动的四个支点
晚上八点，老宅客厅变成了作战室。墙上贴着三张大地图：kk园区及周边地形图、老鲍集团的跨国网络图、43名待救受害者的分布图。
陶成文站在地图前：“我们现在有四个支点可以行动。”
他在第一张地图上画圈：“支点一：刑事追诉。证据足以对魏明哲及其核心团伙发起国际通缉，也可以追究那些腐败的责任。但这需要复杂的国际合作，时间会很长。”
“支点二：受害者救助。名单上43个可能还活着的人，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们，提供医疗、心理、法律和经济支持。这是危暐最想看到的。”
“支点三：技术反制。基于镜渊系统的完整代码，我们可以开发‘反诈骗防火墙’，识别和阻断类似的犯罪系统。用罪恶的技术来对抗罪恶。”
“支点四：社会倡导。将危暐的故事和这些证据公之于众，引发社会对技术伦理、跨境犯罪、受害者保护的关注。改变，需要舆论压力。”
张帅帅点头：“我负责支点一。林队和我一起，整理证据链，准备向公安部、国际刑警组织提交正式报告。阿明的证词是关键。”
鲍玉佳说：“我负责支点二。我和曹荣荣、梁露一起，组建一个救助小组。我们需要志愿者、心理咨询师、律师，还有资金。”
孙鹏飞和沈舟对视一眼：“我们负责支点三。反诈骗防火墙的技术开发，我们可以做。付书云和程俊杰，你们呢？”
付书云想了想：“我负责支点四的社会倡导部分。我是搞数据安全的，知道怎么把复杂的技术问题讲给公众听。程俊杰可以负责证据的数字化呈现——做交互式的网站、数据可视化，让普通人也能理解这个犯罪网络的规模。”
程俊杰补充：“我还可以开发一个‘危暐记忆库’——把他留下的所有资料、录音、笔记整理成数字档案，作为公共教育资源。让他的故事不被遗忘。”
马文平举手：“我负责所有技术支持和网络安全。魏明哲的残余势力可能还会反扑，我们需要保护证据、保护证人、保护我们自己。”
马强站起来：“我……我不知道能做什么。但如果有需要去边境的事，我可以去。我熟悉那里，也欠危暐一条命。”
林淑珍一直安静地听着。这时她开口：“我有个请求。”
所有人都看向她。
“小暐留下的那些钱——他工作攒的，还有魏明哲给的‘奖金’，我一分都没动，存在银行里。”林淑珍说，“大概有八十多万。我想把这些钱，用来帮助名单上的人。”
鲍玉佳想说什么，林淑珍抬手制止：“别劝我。这些钱沾着血，我不能用。但那些受害者，他们更需要。这算是……小暐最后的心愿吧。”
陶成文深深点头：“好。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项基金，就叫‘微光基金’——纪念危暐说的‘光很弱，但有过’。您的钱作为启动资金，我们再向社会募集。”
计划定下来了。但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如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