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犯当事人名誉权，要求取消直播”。但这次，平台方出人意料地强硬拒绝了。
一家平台的公开回复被广泛转载：“我们有责任为重大公共议题提供发声渠道。如果内容涉及诽谤，当事人可以在直播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我们不会事前审查。”
这是舆论战的关键转折——平台方意识到，压制这个事件带来的声誉风险，已经大于得罪魏明哲的法律风险。
直播前一晚，阿明在安全屋里紧张得吃不下饭。鲍玉佳陪着他：“如果压力太大，我们可以推迟。”
“不，”阿明摇头，“危暐哥留下的录音里说，真相最怕沉默。我要说，在所有人面前说。”
“你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报复。”
“我知道。”阿明看着窗外，福州夜晚的灯火在雨中朦胧，“但我妈妈已经被保护起来了。我没什么好失去的了——除了真相。”
直播当天晚上七点，临时指挥中心气氛凝重。十二块屏幕分别显示十二个平台的实时数据，观看人数在开播前就已经突破五百万。
马文平盯着网络安全监控：“攻击开始了。比昨天更强，但我们启用了云防护，应该能撑住。”
程俊杰检查备用线路：“如果主线路被切断，备用线路会在三秒内切换，观众几乎感觉不到。”
七点五十分，阿明进入直播间。他换上了一件简单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齐。化妆师想给他上点妆掩盖黑眼圈，他拒绝了：“就让他们看到真实的样子。”
七点五十九分，陶成文在耳机里说：“记住，你是受害者，也是见证者。说出真相，就是胜利。”
八点整，直播开始。
阿明看着镜头，沉默了三秒。这三秒里，全球观看人数突破两千万。
“我叫吴山明，”他开口，声音有点抖，但很快稳定下来，“缅甸华人，今年二十二岁。2020年2月17日，我被骗到kk园区，在那里待了876天，直到2022年6月2日才逃出来。”
“今天我要讲三件事：第一，kk园区里发生了什么；第二，危暐是谁，他做了什么；第三，为什么我要冒着生命危险说出这些。”
接下来的三小时，可能是全球直播史上最沉重也最震撼的三小时。
阿明用平静的语气描述了园区的日常：每天早上的“励志晨会”，实际上是对前一日未完成业绩者的公开羞辱；中午的“技术培训”，是教如何利用人性弱点；晚上的“业绩复盘”，是赤裸裸的犯罪总结。
他展示了自己手臂上的疤痕：“这是我不肯学习诈骗话术时被打的。橡胶棍，打得很讲究——疼，但不容易留永久伤害，不影响工作。”
他展示了偷偷拍的照片（像素很低，但能看清）：拥挤的宿舍、简陋的食堂、墙上“今天不努力，明天睡地板”的标语、还有那些“狗推”麻木的脸。
“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这些，”阿明说，“是那些人性的细微时刻。有个五十多岁的大叔，被骗光了所有钱，被迫打电话骗别人。每次挂掉电话，他都躲在厕所里哭。后来他试图上吊，被救下来，监工说‘要死也得完成这个月的业绩再死’。”
直播评论区起初有很多质疑的声音：“编故事吧？”“证据呢？”“为什么当时不报警？”
但当阿明开始讲危暐时，评论渐渐变了。
“危暐哥是2020年3月到园区的。他和其他‘技术人员’不一样——那些人要么麻木，要么享受权力感。只有他，眼睛里还有光。”
阿明讲述了危暐教他编程的事，讲危暐偷偷给生病的人带药的事，讲危暐如何在代码里埋下“礼物”（后门程序）的事。
“他曾经对我说：‘阿明，技术本身没有善恶，是人给技术赋予了意义。如果好人放弃技术，坏人就会垄断它，那世界就完了。’”
“所以他留在那里，在最坏的地方，用技术做尽可能好的事。”
阿明播放了危暐的一段录音——那是危暐偷偷录下的，关于镜渊系统伦理问题的独白：
“这个系统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能骗人，是它能高效地、规模化地骗人。一个传统骗子一次只能骗几个人，但这个系统可以同时骗成千上万人。而且它在学习，在进化，在变得更精准。”
“但我在系统里留了一个‘自毁开关’。不是物理开关，是一个逻辑悖论：系统假设所有人都可以被预测和操控，但实际上，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可预测的善良瞬间。我在等那个瞬间。”
录音播放时，直播观看人数突破五千万。
阿明最后讲述了2020年6月2日那个夜晚。他描述了危暐如何把备份硬盘交给他，如何安排他逃跑，如何说“光很弱，但有过”。
“我逃出来了，他留下了。三天后，园区着火，他死了。”阿明的声音哽咽了，“有人说他是自杀，有人说他是被杀的。但我知道，他是选择用自己的生命，点燃一场大火——不只是物理的火，更是真相的火。”
“我今天在这里，就是因为那场火还没熄灭。kk园区垮了，但还有很多类似的园区在运作。镜渊系统被曝光了，但还有更先进的系统在开发。危暐死了，但还有成千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