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一些资料，知道诈骗团伙内部确实用‘park’代指园区。这三个疑点加在一起，我确定这是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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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你没报警？”张帅帅问。
“当时没有确凿证据，而且……”陶成文停顿，“而且我隐约感觉，危暐可能是被迫的。如果他真是诈骗犯，不会犯这么多低级错误。所以我选择按兵不动，想看看后续。”
这恰恰在危暐的预测中。
纳隆说：“危暐哥预测陶先生不会立即报警，而是会观望。所以他安排了第二波信号——通过我。”
2020年6月1日，危暐交给纳隆一个任务：以“设备维修”的名义，接触园区里一个即将被转卖的“猪仔”，偷偷把一张纸条塞给他。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如果见到陶成文，告诉他：茉莉花在黑暗里开了。”
“那个‘猪仔’第二天就被转卖了，危暐哥说他有30的概率能逃出去，如果逃出去，有10的概率会找到回声网络的前身组织，如果找到，有5的概率能传递这句话。”纳隆说，“概率很低，但危暐哥说：‘只要不是零，就值得做。’”
“结果呢？”鲍玉佳问。
“不知道，”纳隆摇头，“那个人我再也没见过。但危暐哥说，有些信号不是设计给现在的，是设计给未来的。也许某一天，这句话会在某个地方出现，被该看到的人看到。”
沈舟教授在视频中轻声说：“这很像学术研究中的‘时间胶囊’——把信息埋起来，等待未来的研究者发现。危暐把这套方法论用在了生死对抗中。”
（四）马强的补充证词：监视角度的真相
在马强即将被正式移交司法机关前，经特别批准，他通过视频连线补充了证词。
“从监工的角度，我知道危暐在搞小动作，”马强穿着囚服，但语气平静，“但我没有完全戳穿。”
这句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为什么？”张帅帅问。
“两个原因，”马强说，“第一，我需要危暐活着，至少在当时。他的技术能力确实很强，他修复的系统漏洞、优化的诈骗脚本，给园区带来的收益超过千万。在商言商，他有价值。”
“第二，”他停顿了一下，“我不想让那七个人真的被骗过来。”
连线的这端，一片寂静。
马强继续说：“我知道你们不信。一个内鬼，一个帮凶，怎么会突然有良心？但我确实有我的底线——我可以帮诈骗集团改进骗术，可以帮他们规避侦查，甚至可以帮他们清除威胁，但我不亲手把人推进地狱。”
“那份七人名单，是我拟定的，但拟定的标准很特殊：我选择了七个人品正直、能力出众、但警惕性也很高的人。我赌他们不会轻易上当。实际上，如果当时危暐设计的骗局太完美，我可能会暗中破坏。”
曹荣荣质问：“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这个计划？”
“因为这是‘投名状’，”马强说，“诈骗集团不信任我，他们需要我证明自己真的站在他们那边。拟定名单、监督执行，就是证明。但我可以在执行中放水——只要不被发现。”
“所以你知道危暐在话术里埋破绽？”
“知道一部分。他做得其实挺隐蔽，但我是老刑警，有些细节逃不过我的眼睛。比如他坚持要在给鲍玉佳的邀请中避开周三下午，他说是因为‘尊重对方的家庭时间’，但我知道周三下午是他自己探望母亲的时间——他把自己的记忆投射到了目标身上。这是个破绽，但我没点破。”
“再比如他在给沈舟教授的文件里藏加密信息，那个加密方式很初级，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假装没看见。”
马强看着镜头：“你们可能会问：既然我想放水，为什么不直接放走危暐？因为做不到。园区里盯着他的不只我一个人。魏明哲的侄子魏超是真正的话事人，他比我狠，比我不择手段。如果我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同情，下一个被扔进‘高压区’的就是我。”
“我的妻子女儿还在他们手里——不是物理上的，是威胁上的。他们说得出做得到。”
陶成文问：“那危暐最后牺牲的时候，你在哪里？”
马强闭上眼睛：“在监控室。我看着他去c区机房，看着他启动设备，看着魏超带人冲进去。我能做的是……拖延了警报响应时间三分钟。就三分钟，也许帮他多传输了一些数据。”
“后来园区大乱，我趁乱跑了。回国后继续当我的警察，但每天晚上都做噩梦。直到女儿去世，妻子病故，我才决定结束这一切。”
“今天说这些，不是求宽恕，是补全记录。危暐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即使在他的对立面，也有人性的残余在挣扎。这就是我想说的——罪恶不是非黑即白，它有很多灰色地带，而普通人往往就在那些灰色地带里被撕碎。”
视频切断后，会议室里久久无人说话。
（五）双重骗局的心理代价
付书云作为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危暐在被迫执行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