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寒月
丙午年正月十七，兰都霜重。
领袖官邸的橄榄林浸在青灰色晨霭中，巡逻队的皮靴踏碎枯枝，声响脆如骨裂。哈翁盘坐于经堂波斯毯上，指尖摩挲着那串陪他四十三年、浸透汗渍的檀木念珠。窗外传来早祷的吟诵，悠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流。
“他们又在唱《战斗的召唤》了。”他忽然开口，声音枯哑如揉皱的羊皮纸。
侍从官侯赛因垂手立在门边，没有应答。他知道领袖不需要回答——这个八十七岁的老人近年来常与不存在的声音对话。癌症蚕食他的膀胱，帕金森症让他的左手永远在颤抖，但那双深陷的眼睛仍然锐利，像两枚埋在岁月灰烬里的黑曜石碎片。
“侯赛因。”
“在。”
“你说，如果三十五年前我没接过那个位置……”哈翁停顿，左手颤巍巍端起锡制茶杯，“现在会在哪儿？”
侍从官喉结滚动。这是个送命题。他想起档案室里那些泛黄的照片：1981年6月28日，党总部爆炸案，七十三名高层化为血肉齑粉。时任总统的拉贾伊刚当选二十八天，尸骨无存。而当时只是中级军官的哈梅内伊，因会议迟到躲过一劫。三个月后，他坐在了最高领袖的席位上。
“您会在经学院教书。”侯赛因谨慎地说，“培养更多的学者。”
老人笑了，露出稀松的牙床：“谎言。我会在库姆的监狱里腐烂。或者……”他望向东方，那里曙光正撕裂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轮廓，“像巴列维那样，死在异国的病床上。”
茶凉了。他放下杯子，颤抖的手在袍襟上留下深色水渍。这是今天第一次失态，不会是最后一次。
卷二暗流
同日正午，卡拉季市郊。
废弃纺织厂的染色池早已干涸，池底结着彩虹色的化学结晶。五个男人围着汽油炉取暖，空气里有馕饼、羊肉和铁锈的味道。
“卫星信号确认了。”说话的是个独眼老者，左眼窝嵌着玻璃珠，右眼却亮得骇人，“明天晨祷后，他会去烈士公墓献花。车队路线经过菲尔多西街三段——那里正在维修下水道。”
“太明显了。”年轻的那个咬着一截电线，正在组装某种装置，“他们会提前清场。”
“所以我们不清场。”独眼老者从怀里掏出一张泛蓝的图纸，“看，这个。”
图纸上画着市政管网系统。一条红线从三公里外的净水厂延伸而出，穿过六个街区，最终终止于菲尔多西街地下十七米处的一条废弃输水管——1979年革命前，巴列维政府为贵族区修建的直饮水管，革命后封存至今。
“直径八十厘米，足够一个人匍匐前进。”老者手指点在红线末端，“正上方，就是领袖车队必经的那个窨井盖。”
沉默。只有汽油炉嘶嘶作响。
“谁去？”年轻男人问。
阴影里站起一个人。很高，很瘦，裹着灰色斗篷，像一具移动的衣架。他走到光下，掀开兜帽——脸被烧毁了，没有鼻子，嘴唇是两片扭曲的肉膜，只有眼睛完整，蓝得像波斯湾最深的海水。
“我。”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带着气管被灼伤后特有的嘶鸣，“他认识我父亲，也认识我。我应该……亲自递上请帖。”
老者点头，从怀里掏出一枚银质怀表，表盖内侧嵌着一张微型照片：1979年夏，兰都大学操场，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正对数千人演讲，身旁站着年轻的霍梅尼。照片里的年轻人眉目飞扬，尚未蓄须。
“萨迪克，”老者合上表盖，“你父亲等这场审判，等了四十七年。”
毁容的男人——萨迪克——接过怀表，贴在残缺的耳畔。表针走动的声音，像倒计时的心跳。
卷三旧影
1981年秋，兰都军事法庭。
时年四十二岁的哈翁坐在审判席次座，主座是精神领袖霍梅尼的特使。被告席上跪着十七个人，清一色前王朝军官，罪名是“策划反革命政变”。
第三个被传唤的，是空军上校礼萨·贾法里。一个英俊的男人，即使囚服褴褛，脊梁依然笔直。
“你承认与美国人接触吗？”特使问。
“我承认在1976年赴美受训。”礼萨的声音平静，“但我从未背叛祖国。相反，我在两伊战争期间击落过九架伊拉克战机，有战报为证。”
旁听席一阵骚动。这是个英雄，战功赫赫。
哈翁翻动卷宗，指尖停在一份证人证词上。他抬头：“证人穆赫辛指认，你在今年三月的一次聚会上，称革命卫队是‘穿黑袍的暴徒’。”
礼萨脸色一白：“那是断章取义！我当时说的是——”
“记录在案。”哈翁打断他，声音不高，却让法庭瞬间死寂。他看向特使，微微点头。
特使会意，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礼萨猛地抬头，目光钉在哈翁脸上。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最后沉淀成一种深刻的讥讽。他没说话，但嘴唇翕动，无声地吐出一个词。哈翁看懂了。
那个词是：“傀儡。”
枪声在庭院响起时，哈翁正在签署下一份文件。他笔尖顿了顿，在纸上洇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