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敲打着咖啡馆的玻璃窗，发出急促的声响，像是无数只手想要叩开这扇隔绝危险的屏障。1953年7月的一个深夜，高雄市盐埕区“明星咖啡馆”已经打烊两个小时，但二楼角落里仍亮着一盏昏黄的台灯。
苏曼卿左手无名指上的枪伤疤痕在灯光下若隐若现，她用小银勺轻轻搅动着早已冷却的咖啡，眼睛却盯着窗外空荡的街道。墙上挂钟的指针指向凌晨一点四十七分，距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十七分钟。
“老板娘，他不会来了。”说话的是咖啡馆年轻的伙计阿明，他站在楼梯口，声音压得很低，“外面风声很紧，军情局今天下午在爱河那边抓了四个人，我回来的时候看到宪兵在路口设卡检查。”
苏曼卿没有回头，只是从旗袍侧襟的口袋里取出一个银制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烟雾在灯光下缓缓上升，勾勒出不安的形状。
“再等十五分钟。”她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如果还没来，你就从后门走，把账本里夹着的东西处理掉。”
阿明点了点头，却没有离开。这个二十岁的青年是苏曼卿丈夫生前救下的孤儿，对老板娘有着近乎盲目的忠诚。他看着窗外，忽然说：“雨好像小了些。”
话音刚落，街道尽头亮起两道车灯。
苏曼卿立即掐灭香烟，对阿明使了个眼色。年轻人迅速下楼，咖啡馆一楼的灯光完全熄灭，只留下二楼这盏孤零零的台灯。苏曼卿起身走到窗边，轻轻拉开窗帘一角。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在咖啡馆对面，车灯熄灭后，一个穿着深灰色西装、头戴礼帽的男人从驾驶座下来。他没有打伞，任凭细雨打湿肩头，左右观察街道后，才快步穿过马路。
苏曼卿的心跳加快——不是林默涵。
来人身形比林默涵高半个头，走路时左肩微微下沉，这是长期佩戴枪套形成的习惯性姿态。在距离咖啡馆还有二十米时，他摘下礼帽，用手帕擦了擦额头。
这个动作让苏曼卿瞳孔骤然收缩。
擦汗——这是危险信号。按照约定，如果前来接头的人摘下帽子但不擦汗，代表“安全”；如果擦汗，代表“身后有尾巴”。
苏曼卿迅速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勃朗宁手枪，检查子弹上膛。与此同时，楼下的阿明已经按照预案，将吧台后方的暗门打开——那是通往隔壁成衣店的密道，成衣店的后门又连着三条不同方向的巷子。
敲门声响起，三长两短，正是约定暗号。
苏曼卿没有立即开门，而是走到窗边，仔细观察街道。细雨如织的夜色中，她终于看到了——对面楼房二层窗户后面，隐约有人影晃动。更远处，巷口停着一辆没有熄火的吉普车，车窗上凝结的水雾后面，似乎有烟头的红光一闪而过。
包围圈。
“老板娘？”阿明在楼梯口低声询问，手里已经握着一把匕首。
苏曼卿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进入密道。阿明摇头，眼神倔强。她只得指了指暗门，又指了指自己，表示“我会跟上”。
敲门声再次传来，这次是两短三长。
苏曼卿深吸一口气，将手枪藏在身后，脸上换上职业性的笑容，走到门口。
“谁呀？打烊了。”她故意用带着困意的声音问道。
“沈先生订的雨前龙井，说要连夜带走。”门外的声音答道，暗号正确，但语气中有难以掩饰的紧张。
“沈先生没说要这么晚送来。”苏曼卿按照程序回应，手已经摸到门锁。
“他说雨前茶，雨后喝就没意思了。”这是最后一道确认暗语。
苏曼卿打开门锁，但没有取下防盗链，只开了一条缝隙。门外站着的果然是那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四十岁上下，国字脸，左侧眉骨有一道细小的疤痕。雨水顺着他的发梢滴落，在门廊灯下折射出细碎的光。
“苏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男人说着，眼睛却迅速扫视屋内。
“货呢？”苏曼卿问。
男人从怀中取出一个油纸包裹，大小和一块砖头相仿。苏曼卿注意到他递东西时，左手小指微微颤抖——这是长期审讯留下的后遗症，很多被捕过的同志都有这个特征。
“沈先生说了，这茶要趁鲜，放不得。”男人说道，眼神中闪过一丝恳求。
苏曼卿明白他的意思——情报紧急，必须立即传递。但她也看到了男人身后的危险。接过油纸包时，她感觉重量不对，太轻了，不像茶叶应有的分量。
“你等一下，我去拿钱。”她说着就要关门。
“不用了，沈先生已经付过了。”男人突然提高音量，这个反常的举动让苏曼卿心中一紧。
就在此时，街道对面传来一声尖锐的口哨。
男人脸色骤变，猛地从怀中掏出手枪，却不是指向苏曼卿，而是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告诉家里，陈树生没有背叛！”他大吼一声，扣动扳机。
枪声在雨夜中格外刺耳。
苏曼卿条件反射地关上大门，插上门栓。几乎同时，街道上响起杂乱的脚步声和呼喝声。她转身冲向楼梯，油纸包在手里轻得令人不安。
“阿明，走！”
两人冲进暗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