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高雄的春天来得早。
爱河两岸的木棉花开得如火如荼，倒映在浑浊的河水里，像沉入水底的火焰。但林默涵无暇欣赏这春色，他站在墨海贸易行二楼的窗前，透过百叶窗的缝隙观察着街对面的动静。
已经第三天了。
那辆黑色的福特轿车，每天上午八点准时停在街角，下午五点准时离开。车里的人从不下来，但林默涵知道，那一定是军情局的人。
“沈先生，这是本月的账目。”会计老吴推门进来，将一摞账本放在桌上。这位头发花白的老会计是陈明月从福州同乡会里物色的人选，为人谨慎，从不多问。
林默涵转过身，拿起最上面的账本翻看。墨海贸易行开业五个月，账面盈利已超三千美元。蔗糖出口业务稳定增长，上个月还谈下了日本商社的长期订单。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太顺利了，顺利得让人不安。
“老吴，上个月码头那批货的关税，是不是比平时低了百分之三？”林默涵指着账本上的一行数字。
老吴推了推老花镜，仔细看了看：“是。港务处的王处长说，这是对老客户的优惠。”
“我们有这么大的面子？”
“这个……”老吴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我私下打听过，说是上头有人打了招呼，要‘特别关照’墨海贸易行。”
林默涵的手指在账本上轻轻敲击。特别关照？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任何不正常的“关照”都值得警惕。尤其是现在这个敏感时期——魏正宏的人就在街对面盯着。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老吴退出办公室后，林默涵走到保险柜前，输入密码，取出里面的文件。最上面是一封上周收到的信，来自香港的“商业伙伴”，内容是询问下一批蔗糖的船期。但用特制药水涂抹后，信纸空白处显现出另一行字：
“台风已形成，风向东北，速报。”
这是“老渔夫”传来的紧急指令——国民党海军正在策划代号“台风”的大规模演习，需要尽快获取详细情报。
林默涵将信纸在烟灰缸里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窗外，木棉絮飘飞如雪。他想起去年十月刚抵达高雄时，也是这样的天气。五个月过去，他在这座城市的根系越扎越深，但也越来越接近风暴中心。
“默涵。”
陈明月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今天穿了件素色旗袍，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简单的发髻，那支藏着微型胶卷的铜簪斜插其间。她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放在桌上。
“街对面那辆车，”她低声说，“我让阿旺去打听过了。车里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郑，都是军情局三处的人。他们每天轮流盯梢，中午会有人来送饭。”
阿旺是贸易行的伙计，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机灵得很，跟码头那些三教九流混得很熟。
“魏正宏还是怀疑我。”林默涵端起茶杯，是陈明月特意泡的冻顶乌龙，茶汤金黄，香气清冽。
“但怀疑不等于证据。”陈明月在他对面坐下，“你这五个月的表现堪称完美——按时纳税，热心公益，还捐钱给眷村的孤儿院。就连高雄市党部的人都夸你是‘爱国商人’。”
“完美的瑕疵。”林默涵轻轻吹散茶汤上的热气，“魏正宏这种人，最不相信的就是完美。越是没有破绽，他越觉得有鬼。”
陈明月沉默了片刻：“张启明那边有消息吗？”
张启明，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是他们三个月前策反的第一个内线。这个三十岁的福建人，老家在泉州，父母都还留在大陆。林默涵第一次接触他，是在一个同乡会的聚会上。几杯高粱酒下肚，张启明红着眼睛说：“我想回家，我想我娘。”
家国情怀，永远是最有力的武器。
“昨天接过头了。”林默涵从抽屉里取出一张折叠的纸，展开，上面是手绘的码头简图，“这是他提供的左营军港新泊位分布。但核心的演习区域，他接触不到。”
陈明月仔细看着图纸：“已经很好了。至少我们知道他们的舰艇停在哪里。”
“不够。”林默涵摇头，“‘台风计划’的规模远超我们预期。魏正宏敢这么明目张胆地盯梢，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演习准备的关键阶段。我们必须拿到具体的演习时间、坐标、参演兵力。”
“太冒险了。”陈明月皱起眉，“张启明只是个文书，能拿到这些图纸已经是极限。再让他深入，一旦暴露——”
“所以需要双线并进。”林默涵打断她，从另一个文件夹里取出一张请柬，“下周六，高雄港务处举办春季酒会，庆祝港口吞吐量创新高。台湾海军司令部会派人参加。”
陈明月接过请柬，烫金的字体在灯光下反着光：“你要去？”
“不仅要去，还要送上一份厚礼。”林默涵的嘴角浮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墨海贸易行准备捐赠五十吨白糖，给海军家属。”
“五十吨？”陈明月倒吸一口凉气，“那要多少钱？”
“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怎么花得值。”林默涵站起身，走到窗边。街对面的福特车还在，但驾驶座的人似乎在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这次酒会，海军司令部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