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第一场台风来得比往年都早。
七月的台湾海峡，黑云如墨汁般从天际倒灌入海，狂风将高雄港的灯塔刮得左右摇晃。浪头拍在防波堤上炸成白沫，咸腥的水汽裹挟着雨点砸在“墨海贸易行”的二楼玻璃窗上，发出噼啪的响声，像是无数只手掌在拼命拍打。
林默涵放下手中的钢笔，揉了揉发酸的眼角。账簿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在他眼前跳动，那些蔗糖出口量、关税金额、船期安排，每一行都是精心设计的密码。他将真实情报隐藏在货物重量的最后两位小数里——三十二吨七十五公斤，意味着第七舰队有三十二艘舰船停泊在左营港，其中七十五毫米以上口径火炮的舰艇有五艘。
“沈先生，港务局的刘科长来了。”账房先生老吴在门外轻声说道，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紧张。
林默涵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晚上八点四十七分。这个时间，港务局的人不该出现在这里。
“请刘科长到会客室，我马上来。”他平静地说，手上动作却快如闪电。账簿被迅速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女儿晓棠的周岁照片。他凝视着照片上女儿胖嘟嘟的脸颊，手指在照片边缘轻轻摩挲，然后将账簿锁进保险柜，转动密码盘时特意多转了两圈——这是给陈明月的暗号，表示“有异常情况”。
会客室里，港务局稽查科的刘科长正焦躁地踱步。这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男人，穿着熨烫得一丝不苟的制服，但领口的第一颗扣子没扣，露出被汗水浸湿的脖颈。看见林默涵进来，他像是见到救星般快步上前。
“沈老板，实在对不住这么晚来打扰。”刘科长压低声音，眼睛却瞟向门口，“但这事……这事耽误不得。”
林默涵做了个请坐的手势，亲自沏茶。台湾高山茶的清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他用茶壶在三个茶杯上方缓缓画圈——这是“有第三人在场”的暗语。老吴会意，立即退到走廊，看似随意地靠在窗边抽烟，实则监视着楼下的动静。
“刘科长慢慢说，喝口茶。”林默涵将茶杯推到对方面前，自己也在主位坐下，姿态放松得仿佛这只是寻常的业务往来。
刘科长端起茶杯的手在颤抖，茶水洒出来烫到手背，他却浑然不觉。“今天下午，军情局的人来了港务局，调走了最近三个月所有贸易行的货单副本。指名要‘墨海’的，从一月到现在的，一页不落。”
林默涵的心微微一沉，但脸上笑容丝毫未变：“例行检查而已。刘科长也知道，我们做进出口生意的，哪个月不被查几次账？”
“不是例行检查！”刘科长几乎要喊出来，又慌忙压住声音，“带队的……是魏正宏亲自派来的人。第三处的，姓王，是个少校。他们在会议室待了整整四个小时，把所有单据铺了满桌，还用放大镜看……”
“放大镜？”林默涵端起茶杯，借着喝茶的动作掩饰眼中的锐利。
“对，就对着重量、尺寸那些数字看。王少校还问，为什么‘墨海’的货物重量总带小数点，别家都是整数。”刘科长抹了把额头的汗，“我解释说，蔗糖受潮会影响重量，我们记录得精确些是为了公平交易。但他们……他们好像不信。”
雨下得更大了。狂风卷着雨水狠狠拍在玻璃上，会客室里的电灯忽明忽暗。老吴在走廊轻轻咳嗽三声——这是“安全”的信号，但只能维持十分钟。
林默涵站起身，走到窗边假装查看雨势。借着玻璃的反光，他看见贸易行对面的巷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没熄火，雨刷在来回摆动。车里有人，而且不止一个。
“刘科长，”他转身，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信封，轻轻放在茶几上，“这是下个月‘昌隆号’货轮的优先靠泊费，按老规矩，您的那份我已经单独包好了。”
信封很厚。刘科长盯着它，喉结滚动了几下，却没有伸手去拿。
“沈老板，这次……这次恐怕不是钱能解决的事。”他声音干涩，“魏正宏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查案从来不要钱，只要命。上个月鼓山那边抓了三个‘匪谍’，其中一个是我远房表亲的儿子，才十九岁……在审讯室关了三天，出来时已经不成人形了。”
刘科长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他们怀疑你，沈老板。虽然现在还没证据，但魏正宏既然盯上了，就一定会查到底。我今天来……是还你去年帮我老母亲看病的人情。你……你早做打算。”
说完，他抓起帽子匆匆起身，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林默涵一眼，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消失在楼梯拐角。
老吴立即闪身进来，反手关上门。
“楼下有车，两个人在里面，已经盯了二十分钟。”老吴语速极快，“后门巷子也有一辆自行车，骑车的人穿着雨衣，但雨衣下面是皮鞋——不是车夫。”
林默涵走到窗边，掀起窗帘一角。黑色轿车还停在原地，雨幕中，能看见车里一点红光忽明忽暗——有人在抽烟。他数了数，烟头闪烁的频率是两短一长，停顿，再两短一长。
摩尔斯码的“w”——等待。
“他们在等什么？”老吴也看见了，声音紧绷。
“等信号。”林默涵放下窗帘，大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