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嫂的动作，揣测她的神情，甚至偷偷翻看过她换下的衣服，想找有没有烧焦的痕迹。
那时的她，满脑子都是“动机”“机会”“仇恨”——她以为，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下手这么狠。
心里一阵发酸。
二嫂是自私，是刻薄，可她再坏，也没拿孩子的命去赌。
她记得二嫂抱着发烧的小侄女，在寒夜里跑了三里地去医院；记得她省下半袋面粉，只为给大哥补身子；记得她骂人虽狠，可每次乔晚音生病，她总会端一碗热腾腾的姜汤放在床头。
那样的人，哪怕再讨厌她，也不会对孩子动手。
而自己，却曾那样怀疑她——这份愧疚，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心底。
半个月后，天刚亮，乔晚音收到老家来的信。
晨光微曦，院子里的鸡刚打第一声鸣，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从巷口拐进来，递给她一封盖着红邮戳的牛皮纸信封。
她道了谢，拿着信站在院中，心跳不知怎的突然加快。
她抓着信，直接坐在院里的石凳上拆开。
石凳冰凉，湿气顺着裤子渗上来，她却浑然不觉。
信纸展开的那一瞬，熟悉的字迹跃入眼帘——是大哥的笔迹，工整中带着几分笨拙。
信里说，苗苗上了镇上最好的小学，背着新书包，笑得像朵小太阳。
信纸上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小女孩，辫子翘起，嘴咧得老大，旁边写着“苗苗上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