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瓮，“是我儿子穆罕默德的。当卡车经过时，他的钟摆会摆动得快一些—他喜欢车，总是追着车跑。”
“这个，我兄弟的。刮东风时，他的钟摆会静止—他是在东风天被带走的。”
“这个，我父亲的。只有在下雨时才会摆动他是在雨中下葬的，如果那能叫下葬的话。”
三十七个骨灰瓮，三十七个不同的“触发摆动”条件。有些在特定温度，有些在特定声音频率，有些在特定光照角度。
“大多数时候，它们是静止的，”哈桑说，“就像大多数时候，我们假装正常生活。但然后，某个条件满足，某个钟摆开始动然后我们知道，记忆没有离开，只是在等待正确的触发。”
包德发在房间里站了一小时。期间，一辆拖拉机经过，三个骨灰瓮的钟摆开始摆动。一阵东风吹过，五个静止了。开始下雨，七个开始摆动，包括哈桑父亲的。
三十七个钟摆，各自以自己的节奏运动或静止，没有同步，但都回应着同一个世界。
“这不是纪念馆，”包德发对阿米拉说，离开时他的声音沙哑，“这是活着的伤疤博物馆。伤口没有愈合，但它学会了如何与天气共处。”
包德发在莫斯塔尔租下了一个前狙击手阵地—一栋被炸毁一半的建筑，现在修复为艺术空间。他在顶层创办了“不可能同步工作坊”。
“在波斯尼亚，要求时间同步是残忍的，”第一次会议，包德发穿着用旧军装碎片和婚纱碎片拼接的“和解装”，坐在克族风格的椅子上，面前是穆族风格的桌子，脚下是塞族风格的地毯，“因为同步意味着有人必须放弃自己的创伤节奏。但也许，我们可以发明一种‘不同步的和谐’。”
他邀请了三组人：
第一组：失去亲人的家庭。他们的时间停在亲人被带走的那一天。
第二组：战后出生的孩子。他们的时间没有“前”只有“后”，但继承了一整个图书馆的未解叙事。
第三组：混合婚姻家庭。一方克族，一方穆族，或一方塞族，一方其他。他们的家庭内部就有多个创伤时区。
每组人被要求带来一个“拒绝同步的时间证据”。
泽娜，穆族妇女，带来了她丈夫的手表—停在1993年11月9日下午2点29分，桥被炸毁前一分钟。“那天他去桥西岸买药，再也没有回来。我把表修好了，但它总是走回那个时间，像在等待永远不会发生的爆炸。”
马尔科，克族男人，带来了他父亲的烟斗—父亲在1992年决定“保持中立，不选边站”，结果被双方都视为敌人，失踪。“烟斗里的灰烬，二十八年了，我没有清理。时间停在他最后一次抽烟的那一刻。”
莉娜，战后出生的十九岁女孩，带来了一本历史教科书：“这一页说战争1992年开始，下一页说1995年结束，但中间的三页被撕掉了—老师说不重要。我的时间是一个有洞的时间。”
包德发将这些物品放在一个特制的“时间场”中—不是试图让它们同步，而是测量它们之间的“时间差”，然后将这些差异转化为声音。
泽娜手表和马尔科烟斗之间的时间差：3年7个月11天。
莉娜教科书缺失的页数：相当于14个月的历史叙述空白。
所有物品与“官方战争时间线”的差异：从6小时到一辈子不等。
这些数字被输入一个声音合成器，产生了一首破碎的、不和谐的但真实存在的乐曲。
“听，”包德发说，“这不是音乐。这是时间伤口的声谱。我们不需要把它变成和谐的音乐。我们需要学会听它，而不要求它变成别的。”
工作坊结束时，他们创造了一个“差异钟”：钟面不是圆形，是破碎的多边形；指针不是两根，是几十根，每根代表一个参与者的个人时间；它们永远不会指向同一个方向，但每根指针的运动都会微妙地影响其他指针—不是强制，是提醒。
钟座刻着一行字，用波斯尼亚语、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本质是同一种语言的三种政治称呼）写着：
“我们不需要在同一时间，
只需要在同一个空间，
允许彼此的时间存在。”
包德发决定在莫斯塔尔桥上做一个大胆实验：不在桥上增加任何东西，而是在桥下—内雷特瓦河水面上—安装一系列水下钟摆。
“桥是分裂的象征，”他解释，“但桥下的水是连接的。水从克族区流到穆族区，不改变成分。也许时间也可以这样。”
水下钟摆不是真正的钟，是形状像钟摆的水流感应器，当水流速度变化时，会发出不同频率的声音。东岸的水流（来自穆族区）触发一种音色，西岸的水流（来自克族区）触发另一种音色，而桥正下方的水流—混合了两岸的水—触发第三种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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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通过水下扬声器传到水面，几乎听不见，但可以通过特殊耳机或桥上的振动传感器感受。
“这不是给你们听的，”包德发对聚集的市民说，“是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