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群岛的九月，海水已经透出第一丝寒意。包德发站在船岛酒店的露台上，望向窗外波罗的海被无数岛屿切碎的水面。他手中握着一枚斑驳的鲱鱼鳞片，在晨光下泛着微弱的银光。丽莎拿着一台平板电脑快步走来，屏幕上显示着一份异常的海洋声呐图。
“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海洋生态系发来的紧急数据。他们连续三周监测到波罗的海‘声景生态’出现断裂—鲱鱼群的洄游信号消失了。”
视频接通时，画面晃动得厉害。一个女人站在一艘老旧渔船的驾驶舱里，背景是灰蒙蒙的群岛海面。
画面稳定下来。弗里达身后的景象令人不安—现代化的声呐探测屏幕上，本该显示密集鱼群的地方一片空白，只有零星的绿点闪烁。
“我的家族从维京时代就在这片海域捕鱼。我父亲1960年接手时，还能凭潮汐和鸟群判断鱼群位置。”弗里达的手指划过冰冷的屏幕，“现在，我十二岁的儿子在学校的海洋科学项目里写：‘妈妈的渔场，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回声。’”
丽莎调出的数据揭示了这个北欧渔业的心脏正面临衰竭：
弗里达将摄像头转向船舷外，海面上漂浮着些许不起眼的藻类。“不是没有鱼，是鱼‘藏’起来了，或者说不愿再回应我们。海洋生物学家说，它们在躲避噪音，就像我们在躲避持续的尖叫。本地报纸的标题是《波罗的海的沉默罢工》。”
包德发凝视着那片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的海面。“当海洋的歌声被机器的轰鸣覆盖，”他轻声说，“丰收就变成了对寂静的掠夺。”
包德发登上弗里达的渔船“海鸦号”时，九月的寒风正卷过群岛。合作社的基地位于瓦克斯霍尔姆岛，一个仍保留着红色木屋渔村风貌的港口。
在合作社的“声音分析室”桑德尔正戴着头戴式耳机，眉头紧锁。屏幕上滚动着复杂的声波频谱图，其中代表鱼类交流的自然低频信号（“鱼语”）微弱得几乎被代表船运噪音的尖锐高频完全淹没。
“‘鲱鱼对话’—它们用特定的咔哒声协调群体行动，声音频率主要在500到2000赫兹之间。”埃里克的声音充满挫败感，“但现在，这片海域的背景噪音平均值已经达到了1970年代的十倍以上。鱼群要么被迫沉默，要么集体迁移到更深处，而那里是缺氧区。”
港口内，景象对比强烈：几艘装备着精密探鱼雷达和大型拖网的新式渔船旁，停靠着像“海鸦号”这样仍保留着木制舵轮和老式绞盘的传统船只。合作社的加工车间里，全自动分拣流水线和祖传的熏鱼作坊共用一道墙。
在休息区，合作社最年长的渔民、七十八岁的奥勒·古斯塔夫松，正用一把小刀修复一个破损的软木浮标。他身后墙上挂着一幅手绘的“家族渔场图”，标注着十九世纪以来他们家族掌握的隐秘鱼群通道和暗礁位置。
“我祖父常说：‘鱼会唱歌，海会呼吸，渔夫要会听，而不是只会看屏幕。’”奥勒的嗓音粗哑，“但现在，呼吸是污染的，歌声被淹没了。欧盟给我们配额，是按卫星数据和模型算的，不是按我们耳朵里记得的海的歌谣。”
最震撼的发现是在合作社的地下档案室。弗里达翻出一本厚重的羊皮纸日志，是她曾祖父1898年的手写记录：“今日，东风起，鲱鱼群如银色风暴掠过‘老鹰岩’。它们的声音，像远处教堂的钟声。”。：货运轮船（63），海底电缆维护（22）。”
弗里达的手指抚摸过古老的墨迹：“曾祖父认识海的声音，我只认识报警器的声音。”
那天下午，冲突在码头爆发。一群来自欧盟共同渔业政策审查小组的官员，要求所有渔船强制安装更先进的“鱼类种群实时监测系统”，以实现“数据透明和可持续捕捞”。奥勒当着一群年轻渔民的面，用浮标锤砸向一个演示用的设备原型，用瑞典语低吼：“你们想给每一条鱼戴上脚镣吗？海不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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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达的“海鸦号”有一个特殊的船舱，那里没有安装任何现代电子设备，只有一张海图桌、一个旧罗盘和一张吊床。包德发选择这里作为“海洋静默所”。弗里达起初觉得荒谬：“那个舱室漏风，罗盘也不准了，我们早就不用了。”
但包德发坚持。他们只带了一盏煤油灯和几个坐垫进去。船舱的木壁上，刻着几代船员留下的痕迹和日期。
第一个夜晚，奥勒提着一瓶老式杜松子酒和两个锡杯悄悄进来。这个一辈子没离开过海的老水手，先向舷窗外漆黑的海面举了举杯，才坐下。
“我父亲告诉我，维京人相信大海深处有‘ran’，她是收走溺水者灵魂的女神，但也守护着鱼群的秘密。”奥勒抿了口酒，“现在，我们用声呐像x光一样扫描海底，用网眼尺寸规定什么鱼该抓什么鱼该留。我们把ran的宫殿变成了超市的货架，还奇怪为什么货架越来越空？”
包德发没有立即回答。他从随身的布袋里取出几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来自波罗的海不同深度、不同区域的海水样本。他将它们轻轻放在摇晃的海图桌上，煤油灯的光映得瓶中水体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