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还有个问题。
汉武帝採纳桑弘羊的意见制定法律，確实收归了很多財富，但也导致国家出现了各种经济问题，民变四起。你怎么看这件事？”
“无他，合適的法律虽然能提高財富的利用效率，但也並非没有限度，顶多能使国家財富从十分变成十一二分，若原本天下中央与百姓各占五分，只论財富增量，朝廷所能调动的也不过七分財富。
而武帝出征四方时，所需的物资则达到了九分甚至十分，多出来的部分，便不得不利用新法的制度进一步向百姓索取，长此以往，必然会民变。
但相反，若天子不寻求將多余的財富在外面，而是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將多收的九分財富，用於维持社会的最低保障，那么即便收重税，也不会激起民乱。甚至百姓反而会歌颂朝廷的恩德，曾经的我，就是依靠这种手段做出了政绩。
至於儒生总是用法律中的腐败问题来说事，我觉得任何一种制度都不会脱离腐败，那是人心的產物，而非法律的產物。即便是文景时期，豪强功勋之后依旧能欺压百姓，又岂是因换了条法律才產生的腐败？
无非是当君主以民为本，勤於问政时，能秉公执法，以身作则时，官僚以权谋私便少一些，若沉溺后宫而不问国事，亲近小人而疏远贤臣，则腐败便会多些，这与法律並无关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