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举手：“我建议增设‘年度文化贡献奖’，不评电影本身，评电影对文化传承、历史记忆、社会议题的推动价值。比如我们的《民国时期的爱情》，可能商业票房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但在文化价值上，应该被肯定。”
“这个好！”
黄沾拍大腿，“让那些只赚钱，不负责的片子看看，电影除了娱乐，还有更重要的使命。”
会议开到中午，初步框架定了下来。
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定于1981年3月举办。
报名截止日期1981年1月31日，给足两个月时间，让各地作品准备。
散会时，邹文怀叫住赵鑫。
“阿鑫，你搞这么大阵仗，不怕得罪人？”
邹文怀低声，“你那个评审团国际化，明摆着是针对金马奖的局限性。台湾那边可能会有反弹。”
“邹先生，如果我们因为怕得罪人就不做事，那香港娱乐，永远只能是池塘。”
赵鑫认真道，“金像奖的野心，不是取代金马奖，是提供一个更开放、更公正的选项。如果金马奖因此改进，那是华语电影之福。如果它抵制，那正好证明我们的路走对了。”
邹文怀盯着他看了几秒：“你比邵六叔当年还狠。他当年搞戏院联线，得罪了半个香港。你现在是要得罪整个华语圈。”
“因为邵六叔那代解决了‘在哪里放电影’的问题。
赵鑫，“我们这代要解决‘放什么样的电影、为什么放这些电影’的问题。这是更根本的问题。”
下午两点，红馆。
谭咏麟的街市演唱会，开始搭景。
威叔带着五十个武行徒弟，把一整个南洋街市，搬进了体育馆：
榴梿摊、茶餐厅、凉茶铺、旗袍店、旧邮局。
甚至真的运来了一棵，三米高的凤凰木，种在舞台中央。
“威叔，这棵树会不会死？”
谭咏麟摸着凤凰木的叶子，担心地问。
“死不了！”
威叔咧嘴笑，露出金牙，“我从槟城买的时候，专家教了养护方法。每天喷特定的营养液，演唱会结束，就移栽到清水湾片场，算是给那些空屋一个念想。”
张国荣在舞台角试音。
他今天要录一段独白，用在演唱会开场。
没有伴奏，只有他的声音：
“各位朋友，欢迎来到1980年11月22日的夜晚。今夜这里不是红馆，是槟城汕头街、是马六甲鸡场街、是新加坡牛车水。那些街巷里曾经住过的人，今晚会透过这些摊位、这些声音、这些味道，回来看我们一眼。”
他顿了顿，声音更轻：“如果他们真的来了，请对他们一句：太平年月，我们过得还好。你们辛苦了。”
录音师陈志文，在控制室调试设备。
徐凤的旗袍铺，已经布置得七七八八。
她从南洋运来的娘惹布料，堆了半间屋。
三位年过六十的娘惹裁缝师傅，正在心翼翼地裁剪。
“徐姐，这件‘金枝玉叶’纹的，是1938年槟城侨领嫁女时的款式。”一位老师傅抖开一件旗袍，深红色底，金线绣满繁复的花纹，“当年新娘的父亲，把三个儿子都送回国抗战，嫁女儿时，哭得不出话来。只了句‘愿我女儿此生不必再送儿上战场’。”
徐凤轻轻抚摸那件旗袍，眼眶微红：“这件展出不卖，就挂在铺子最显眼的地方。旁边要放明牌，讲这个故事。”
邓丽君在茶餐厅角里练习。
她要录一段“南洋早市声音档案”：
卖椰浆饭的吆喝声、咖啡店磨豆声、自行车铃铛声、孩子们上学路上的嬉笑声。
“这些声音，很多老人家听了会哭。”
她轻声对录音助理，“但也会笑。因为那是他们，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傍晚六点，所有人都累瘫在舞台地板上。
谭咏麟四仰八叉躺着，看着红馆高高的穹顶。
“你们，四十年前那些南洋青年，能想象四十年后，有一群香港疯子为了纪念他们，把整个街市搬进体育馆吗？”
“可能想象不到。”
张国荣靠坐在凤凰木下，“但他们应该会欣慰，因为他们用命换来的太平，真的有人在好好过，而且过得有记忆、有温度。”
顾家辉和黄沾，坐在钢琴边。
还在改《月光光》的编曲。
“老顾，最后那个和弦，我觉得还是太满了。”
黄沾，“要留点空隙，让观众的呼吸能进去。”
“那就用减七和弦。”
顾家辉弹了一段，“悬而不决，像问题还没答完。”
“对！就是这个感觉！”
赵鑫走上舞台，手里拿着一份刚收到的传真。
“各位，托纳多雷从新加坡发来消息。他见到了李光耀，拿到了1965年独立宣言的原始录像带。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一位关键人物。”
“谁？”
“陈文统先生的老朋友，新加坡建国时期的城市规划师，林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