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摊子搪塞经费不足”。
有时是与科技公司高管闲聊时，对方无意中提起“能源部正在收缩对某几项军民两用技术的资助”。
这些碎片般的信息，被他在深夜独处时一一记在加密笔记本上，慢慢拼凑出一张模糊却关键的图谱。
关于那些散落在美国的科研人员，他更是慎之又慎。
某次与斯坦福大学一位华裔教授喝咖啡时，对方隐晦提及“几位搞材料学的朋友最近处境微妙”，顾从卿没有追问，只是聊起国内新建的实验室，说起“仪器都是最先进的，就缺能静下心做研究的人”。
他知道，这些人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现在还不是破土的时候，得等到合适的时机，才能稳妥地带回故土。
离任时一次性撤离的计划，早已在他心里盘算了无数遍，那时局势已定，风声渐息，最是安全。
海婴在学校的日子，倒是一派明朗。
那所国际学校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富人区，校门口常停着挂着外交牌照或商界名流标志的轿车。
班里的孩子来自十几个国家，父亲是驻美武官的丹麦男孩会跟他聊乐高，母亲是参议员助理的美国女孩会教他玩棒球，没人会因为他的肤色或国籍另眼相看。
这些在特权圈层长大的孩子，早早学会了社交场的体面，加上海婴天生爱笑，跑起步来像阵风，踢足球时能拼着抢下对方的球，很快就成了课间操场上最受欢迎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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