兖州府衙的正堂，自大梁开国以来，从未如此拥挤，也从未如此死寂。
廊下、院中、穿堂，黑压压跪满了人。
绯袍、青袍、绿袍——兖州府自知府以下，通判、推官、六曹参军、经吏、知事、照磨，乃至各房典吏、库丁、仓场大使，但凡有一官半职、能吃一口皇粮的，此刻尽数蜷伏于地，乌纱帽歪斜，官袍皱乱，象一地被秋风扫落的枯叶。
更外围，是他们的家眷。
老夫人们鬓发散乱，犹自紧攥着孙儿的手；年轻的妻妾跪在青石板上，泪痕未干，不敢哭出声；稚童懵懂，偷偷去扯母亲的衣袖，被死死按住。哭喊声已被喝止，只剩下压抑的、断断续续的抽噎，以及甲士巡戈的沉重脚步声。
正堂门坎内三步，史进端坐于那把黑漆官帽椅上。
他没有坐主位——那把知府坐的太师椅被他命人搬到廊下，空在那里，象一张无声的笑脸。
他坐的是侧首一张待客用的素面交椅，手里握着一卷帐册。
这是从府衙后堂、周明甫私宅、以及通判张懋、推官李茂才等人卧房暗格里搜出来的。一部分是“三成”的正帐，工工整整，准备呈报户部核销；
另一部分是“八成”的黑帐，蝇头小楷，一笔一墨，记着每一亩田、每一斗粮、每一文
钱的去向。
两本帐并排放着。
厚薄悬殊，黑白分明。
“周明甫。”史进开口。
堂下跪在最前的那具绯色身影剧烈一颤，以额抵砖，不敢抬。
“抬起头来。”
周明甫浑身筛糠，慢慢直起上身。
那是一张保养得宜的脸，五旬上下，白净面皮，三绺长髯。
若是在寻常场合，倒也称得上“仪表堂堂”。
只是此刻，涕泪糊了满脸，胡须沾着不知是汗还是尿的浊液，嘴唇发青，上下牙磕得咯咯作响。
史进没有看他，目光落在手中的帐册上，声音很平：
“你向朝廷申报，兖州田土，亩产千斤。”
堂下，周明甫的牙关磕碰声戛然而止。
他张着嘴，喉头滚动，发不出声。
“千斤。”史进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象在品尝一个笑话，“兖州府所辖七县，上田亩产二百斤，中田一百二十斤，下田八十斤。我没说错吧？”
周明甫的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发出破碎的“嗬嗬”声。
“臣……臣……”
“你既非农人，不谙稼穑，我不怪你。”史进翻过一页，“但你写这折子之前，就没想过问一问——兖州的地，到底能不能长出一千斤谷子？”
周明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那声音尖细如阉鸡：
“陛、陛下容禀！臣……臣到任时，前朝的帐册便是如此！臣只道……只道兖州乃是膏腴之地，自古丰饶，故而……”
“故而你就照着抄了？”
“臣……臣……”
“抄完帐册，抄奏折。抄完奏折，抄赋额。三成变成八成，你抄的是哪本帐？”史进的声音依然平稳，“是这本工整的，还是这本密的？”
他将两本帐册并排拿起，轻轻一碰。
“啪。”
周明甫整个人象被抽了一鞭，匍匐于地，额头撞在青砖上，发出沉闷的“咚”声。
“臣该死——！臣该死——！”
他反复喊着这句话，像念咒，像求饶，象要把这三个字当成护身符。
额头一次一次撞向地面，青砖上渐渐洇开一小片深色，也不知是泪是血。
史进没有再问。
他把帐册放下，靠向椅背。
那交椅老旧，承托他满身甲胄的重量，发出细微的“吱呀”声。他望向堂外。
堂外，秋阳惨淡。
跪在院中的官员们，有些已经软瘫在地，有些还在勉力支撑着那点官体尊严。
家眷们的抽噎声渐次低微，象是被这漫长的、不见底的沉默一点点榨干了所有情绪。
廊下那把空太师椅，静默如冢。
良久。
“周明甫。”
地上那团瑟缩的绯影猛地一僵。
“亩产千斤。三成赋税，便是三百斤。三百斤谷子，在兖州是何等收成？”史进的声音不疾不徐，象在闲话家常，“上田一亩，要交一亩半的交税；中田一亩，要交两亩半的税；下田……”他顿了一下，“下田一亩要交四亩田的税。”
周明甫的额头抵在砖上，不敢动。
“百姓种不出三百斤，却要用三百斤的额去交。”史进的声音依旧很平，“丰年，勒紧裤带，典妻鬻子，勉强凑齐。歉年——”
他停了。
堂外，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压抑的、稚嫩的抽噎，像被母亲死死捂住口鼻，只漏出半声，旋即湮灭。
史进没有循声望去。
他只是盯着周明甫脑后那团早已散乱的花白发髻，一字一句：
“歉年，吃人。”
周明甫的身体剧烈地痉孪了一下，像被滚油泼中。
他把额头更深地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