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李副专员从地区打来的。
“全峰，情况不妙。”李副专员声音沉重，“省里开了会，你们集团被列为‘重点清理对象’。有人提出，要作为典型，严肃处理。”
“李专员，我们真的没有违法啊！”卓全峰急了。
“我知道，但……现在风向不对。”李副专员叹气，“价格双轨制的问题，中央很重视。你们碰了高压线。这样，你赶紧来地区一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见的人是一位退居二线的老领导，姓陈，七十多了，但头脑清醒。听了卓全峰的汇报，老领导沉吟良久。
“小卓啊，你们的问题，不在经营，在政治上。”老领导一针见血，“现在改革开放，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你们乡镇企业做大了，抢了国营企业的饭碗，有人不高兴。这次清理整顿，就是个机会，要把你们打下去。”
“那……我们怎么办？”
“两条路。”老领导竖起两根手指，“第一，认栽，按他们的要求整改，企业规模缩水，但能保住；第二，硬扛，但要找到靠山，找到能说话的人。”
“我选第二条。”卓全峰毫不犹豫。
“好，有骨气。”老领导点头，“我给你写封信，你去北京，找这个人。”
他写下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卓全峰一看，心里一震——这是一位经济领域的权威专家，经常在中央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
“陈老，这位……能帮我们？”
“能不能帮，看你怎么说。”老领导意味深长，“记住，不要说自己的委屈，要说乡镇企业的发展，说农民就业，说农村经济。站得高，才看得远。”
从老领导家出来，卓全峰心里有了底。他连夜赶回哈尔滨，安排工作。
“小海，老六，集团暂时交给你们。我要去北京一趟。”
“北京？去干啥？”
“搬救兵。”
七月三日，卓全峰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硬卧，三天两夜。他带着两大包材料——集团的发展报告、解决就业的数据、上交税收的凭证、还有老领导那封信。
到北京是七月六日早晨。按照地址，他找到了那位专家的住处——一栋普通的居民楼，三楼。
敲开门，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戴着眼镜，很斯文。
“您找谁？”
“我找赵教授，是从黑龙江来的，陈老介绍。”
“哦，请进。”
赵教授正在书房看书。听了卓全峰的来意，看了材料，又看了老领导的信，沉思了很久。
“你们的情况，很有代表性。”赵教授说，“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活水，但总有人想把它堵死。这样，我最近在写一篇关于‘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文章，正好需要实际案例。你把你们钢材那件事，详细写个材料给我。”
卓全峰在北京住了三天，白天跑材料，晚上写报告。他把钢材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得清清楚楚——如何申请指标，如何用于建设，如何降低成本，最终如何惠及农民。
七月十日，材料交给赵教授。赵教授看了很满意：“好，真实，具体，有说服力。这篇文章，我会送到该送的地方。”
从北京回来，已经是七月十五日。集团的情况更加糟糕——工资拖了五天没发，工人情绪不稳；两个分公司经理提出辞职；更糟的是，工商局的最后期限到了。
七月十六日，郑处长带着人又来了。这次态度更强硬：“卓董事长，一个月期限已到，你们的整改方案呢？”
卓全峰拿出准备好的材料：“郑处长，这是我们整理的证据。证明我们集团没有投机倒把，所有经营都合法合规。另外，这是我们下一步的发展规划，请过目。”
郑处长看都没看：“我不看这些。我就问一句，经营范围缩减了没有？注册资本补足了没有？”
“没有。”卓全峰坦然说，“我们认为，集团的发展符合国家政策，不需要整改。”
“你！”郑处长一拍桌子，“卓全峰，你这是对抗政策！”
“郑处长言重了。”卓全峰不卑不亢，“我们只是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您坚持要处罚，请出具正式文件，我们会申请行政复议，甚至行政诉讼。”
这话把郑处长镇住了。1988年，《行政诉讼法》还没出台，但“民告官”的概念已经有了。一个乡镇企业敢跟工商局打官司？他没见过。
“好，好，你等着！”郑处长气冲冲走了。
但卓全峰知道，这招拖不了多久。关键还得看北京那边。
度日如年的三天过去了。七月二十日，一个电话打到集团办公室。
“是兴安集团吗？我是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室的，找卓全峰董事长。”
卓全峰接过电话，手都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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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董事长吗？您写给赵教授的材料，我们看到了。领导很重视，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电话打了半个小时。对方问得很细：集团解决了多少就业？农民收入提高了多少？对地方经济有什么带动？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卓全峰一一如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