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正用竹签串着刚煮好的玉米，金黄的颗粒裹着糖汁，在夕阳下泛着暖光，闻言只是淡淡一笑，把串好的玉米递给他：“吃就吃吧，反正咱们的玉米也快卖完了。”
郭龟腰接过玉米，却没吃，只是看着我，眼神里带着点了然：“你这几天天天跟着他们，是不是都摸清楚底细了？”
我没否认，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草纸，上面用炭笔歪歪扭扭画着几个圈，每个圈旁边都标着名号——城南帮、西北帮、东门会、斧头帮、黑虎堂。
“城南帮在南大街巷子深处，西北帮驻点靠近码头，东门会在城隍庙后……这五个团伙，各有各的地盘，却都把咱们这摊子当成了肥羊，轮流来薅。”
郭龟腰凑过来看了看，手指在“城南帮”那圈上点了点：“最先来的就是这群孙子，一开始要五十吊，见咱们‘上道’，还假惺惺减到四十吊，真以为咱们是软柿子？”
“软柿子才好钓大鱼。”
我把草纸叠好揣回怀里，继续串玉米，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
“他们收得越欢，以后吐出来的就越多。”
接下来的几天，郭龟腰像是彻底想通了，再遇到收保护费的，不仅不肉疼，还会笑着多递几串糖水玉米：“几位大哥慢走，下次来还给你们留热乎的。”
那些喽啰见我们如此“懂事”，果然更加放松警惕，有时还会闲聊几句，无意中泄露了不少帮派里的事——比如城南帮的老大外号“刀疤陈”，每晚都会带着兄弟们在驻点喝酒，比如西北帮的人大多住在码头附近的破庙里。
郭龟腰把这些信息一一记下来，晚上回客栈就跟我复述。
我则每天趁着跟出去的机会，把各个帮派的驻点摸得更细——城南帮驻点有几道门，晚上大概有多少人值守，西北帮破庙的窗户在哪，甚至连更夫巡逻的时间，我都摸得一清二楚。
终于，在第五个晚上，我吹灭了客栈房间里的油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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