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在戈壁滩上颠了三天。
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隙里灌进来，沙子打在脸上生疼。何雨柱眯着眼往外看——土黄变成灰白，灰白变成一片死寂。偶尔有几簇骆驼刺，趴在沙地上，早就枯死了。风一吹，干枯的枝条咔嚓咔嚓响，像骨头折断的声音。
空气干得能把人鼻腔里的水分抽干。他舔了舔嘴唇，嘴唇裂了口子，血珠子渗出来，被风一吹就干了。
司机是个年轻战士，一路没说话。每次路过检查站，他都把车停稳，双手递上证件。哨兵接过去，看一眼证件，看一眼车里的人，看一眼车后座，再看一眼证件。看得很慢，象是要把那些字刻进脑子里。
这样的检查站，过了七个。
第一个站，哨兵只是看了看证件。第三个站，哨兵让他落车搜了身。第五个站，有民兵牵着狼狗，在车旁边转了三圈。第七个站，一个战士拿着他的证件看了足足三分钟，又对着他的脸看了三分钟。
战士放下证件，立正，敬了个礼。
“何处长，前面就是基地了。”
何雨柱点点头。他知道那七道检查站不只是查人，也是告诉他——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事不成，谁都别想走。
基地比上次来的时候更安静。
那些帐篷和地窝子还在，但人少了。大部分人都进了总装车间——一个巨大的军用帐篷，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帆布被风刮得噗噗响，铁架子在风里微微晃动。
何雨柱被带到一间平房前。门口站着两个哨兵，枪上的剌刀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一个穿军装的人等着他。
“何处长，钱老在里面。”
何雨柱推门进去。
屋里灯光很亮，是那种不带任何暖意的白炽灯。几个人围着一张长条桌，趴着看图纸。钱老站在最前头，手里拿着根铅笔。他比以前更瘦了，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工作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像挂在衣架上。
听见门响，他抬起头。
“小何，来了。”
他走过来，握住何雨柱的手。那手瘦得只剩皮包骨，但攥得很紧。
“你那台计算机，帮了大忙。数据全算出来了。”
何雨柱看着那张瘦削的脸，看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是你们用得好。”
钱老笑了。那笑容很短，一闪就没了。
“走，带你看看。”
总装车间里很安静。
那种安静不是没人说话，而是所有人都在说话，但声音压得极低。像教堂里做弥撒，像灵堂里守夜。工人趴在操作台上拧螺丝，技术员蹲在地上对数据，有人站在梯子上调仪器。工具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在巨大的帐篷里回响。
最里头，是一个金属的大壳子。
邱小姐。
何雨柱站在那儿，看着那个大家伙。银白色的外壳，圆鼓鼓的，好几迈克尔。脚手架搭在周围，工人爬上爬下，把零件一件一件装进去。灯光照在金属表面，反射出暗哑的光。
他想起那年长津湖。趴在雪地里等冲锋号的时候，身边的战友冻得脸色发青，还在念叨“要是咱们也有原子弹就好了”。
那个战友没回来。
钱老站在他旁边，也看着那个大家伙。
“三年了。”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象自言自语。
何雨柱没说话。
钱老继续说。
“从理论到设计，从设计到加工，从加工到组装。三年。”
他顿了顿。
“这三年里，走了七个人。”
何雨柱的手在袖子里攥紧了。
他看着那个金属壳子。壳子里装的不只是核材料，还有那三年里倒下的人。
内核部件被单独放在一个小帐篷里。
四个战士守着，枪都上了膛。钱老带着何雨柱进去，里头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金属球。直径半米左右，表面磨得锃亮，能照出人影。
何雨柱站在那儿，看着那个球。
金属球上映出他的脸——颧骨凸出来，眼窝凹进去，象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是最内核的部分。”钱老站在他旁边，“装好了，就能响。”
何雨柱没说话。
他看着那个球，想起长津湖那个没回来的战友，想起上甘岭那些被炮弹掀翻的坑道，想起金城那个雨夜倒在身边的战士。
那些人，都等这一天。
检查的时候出事了。
不是“如果出事”，是“出事了”。
一个年轻技术员拿着卡尺走过来，脚步比平时慢。他在钱老面前站定，把那个零件递过去，手没缩回来，就那么悬在半空中。
“钱老。”
他只叫了一声，没说下去。
钱老接过零件，对着灯看了看。又拿起图纸对了对。他看得很慢，图纸在手里微微颤着——是手抖，还是帐篷外的风？
帐篷里突然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蜡烛芯子爆开的噼啪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钱老把零件放下。他的动作很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