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晃了两天一夜，何雨柱才回到北京。
车窗外的雪从白变灰，从灰变黑。杨小炳坐在对面，把那张从林场搜出来的名单翻来复去看了好几遍，最后折好，塞进贴身口袋。老鲁靠着椅背，闭着眼，但何雨柱知道他没睡着——他的手指一直在膝盖上轻轻敲，敲的节奏跟车轮碾过铁轨接缝的声音一样。
天亮的时候，车过了山海关。又过了半天，北京站到了。
何雨柱没回家。他直接去了办公室，推开门，桌上的文档摞了厚厚一沓。最上面那份是总参的加急电报，纸薄，字迹潦草，落款是陈司令。他刚把电报抽出来，电话就响了。
陈司令的声音比平时低，象是压着什么东西。何雨柱听见他点烟的声音，打火机咔嗒响了一下，然后是一声很长的吐气。
“小何，我跟你说个事。”
何雨柱等着他说下去。
“苏联那边，又增了两个师。坦克、直升机，全上来了。边防的同志说，对面训练场的炮声，半夜都能听见。”
陈司令停了一下，象是把烟从嘴里拿开了。
“珍宝岛那次，咱们占了便宜。这回他们憋着劲要找回场子。”
何雨柱握着话筒。“您直说，需要什么。”
陈司令沉默了几秒。“反坦克导弹。越多越好。防空武器，也要。上次缴了t-62，苏联人丢了脸，这回用新东西。”
何雨柱没说话。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看着那张挂了快两年的地图。边境线从黑龙江到新疆，几千公里，到处是缺口。苏联人的坦克集群一旦突破，挡不住。
“反坦克导弹的生产线，现在在包头、沉阳、西安三个厂。我协调一下，把产能提上去。”
陈司令说。“多久？”
何雨柱想了想。“一个月。一个月后，第一批货发过去。”
陈司令没立刻回答。电话那头只有抽烟的声音，吸一口，停一会儿，再吸一口。
“行。我等你。”
电话挂了。
何雨柱坐在桌前，把那份名单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到“军工”那一页，在“反坦克导弹”几个字后头，他写了几行字：包头厂，月产三百枚；沉阳厂，月产二百枚；西安厂，月产二百枚。合计七百枚。
写完了，他拿起电话，拨了包头的号码。
孙德胜接起来，声音沙哑，象是刚从车间里出来的。
“何处长，我跟您说实话。现在月产二百枚，三班倒，机器不停，人也不停。您要提到三百枚，设备不够，人也不够。”
何雨柱握着话筒。“设备从上海调，人从各地调。你只管生产。”
孙德胜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何处长，还有件事。上海来的那几台数控机床，咱们厂没人摸过。”
何雨柱说。“我给你派人。从北京调。三天之内到。”
孙德胜说。“那行。人到了就能开干。”
何雨柱又拨了沉阳的号码。赵秀英接起来，声音脆，但带着一股疲惫。
“何处长，设备换了，材料跟不上。沉阳这边没有生产导弹芯片的工厂，从外地调，要批文。”
何雨柱说。“批文我来办。你先把生产线准备好。”
赵秀英说。“行。设备到了，人也有了，就差材料。”
何雨柱又拨了西安的号码。李德厚说话慢吞吞的，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
“何处长，人是到了。没地方住。宿舍不够，有的工人打地铺，打了半个月了。”
何雨柱握着话筒。“先租附近的民房。钱的事，我来解决。”
李德厚说。“那行。住处安顿了，人心就稳了。”
何雨柱放下电话，坐在桌前。那摞文档还没看完，最上面那份是总参的电报。他把电报抽出来，又看了一遍。陈司令的字迹潦草，但最后那句话写得很用力：“苏联新式坦克，务必重视。”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外头的天灰蒙蒙的，要下雪的样子。院墙上的大字报被风吹得哗啦响，纸边翘起来。他看了一会儿，把窗帘拉上。
一个月后，第一批货发往北疆。
何雨柱去了丰台火车站。站台上的灯泡蒙了一层灰，光打不远，照在那些木箱子上，箱子上的编号看不太清。工人们用叉车把箱子装上平板车，叉车嗡嗡响，箱子落下来，轰的一声，震得地面发颤。
包头来的列车先到，三十个车皮。沉阳来的后到，二十个车皮。西安来的最后到，也是二十个车皮。三列车，七十个车皮，七百枚导弹。何雨柱站在站台上，看着那些车皮被挂在一起，连成一列长长的军列。
马跃进站在旁边，手里攥着那个本子，指节发白。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没说出来。最后他合上本子，揣进兜里，拍了拍。
“院长，这七百枚导弹，够打一场硬仗了。”
何雨柱没说话。他走到那列军列前头，伸手摸了摸最后一个车皮的铁皮。冰凉，粗糙，漆皮有点翘。他敲了敲，空响。
“有备无患。”
汽笛响了。列车慢慢激活，车轮碾过铁轨接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