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从家里翻出几个破旧的、大小不一的瓦罐和陶盆，洗净，在底部钻了细细的小孔。他打算用这些容器来种植“限量供水”处理的苗，通过控制每次浇水的水量和频率，来模拟不同的干旱程度。这法子很土，很笨，但似乎可行。
就在他埋头准备这些新的、更“科学”的试验时，村子里的其他“试验”也在悄然进行。张家引进的“抗旱保水剂”已经撒下去了，据说是拌在种子里，又在地表撒了一层。张旺才重新活跃起来，见人就吹嘘这“高科技”如何如何，拍着胸脯保证秋后产量翻番。那块“科学种田示范户”的牌子，虽然经历了打井失败，但依然挂在他家地头，只是旁边多了几袋“抗旱锁水灵”的空袋子，像是一种无声的炫耀和坚持。
李远偶尔路过，会远远看一眼。张家那块地，麦苗颜色似乎确实比旁边深一些，叶片也更挺，不知道是“保水剂”的作用，还是张家又偷偷用井水（那口苦水井被封了，但张家还有别的浅井）浇了的缘故。他没心思去深究，他自己的试验就够他焦头烂额了。
几天后，陈志远协调的第一批微量物资到了——两小袋石膏粉，一袋黑褐色的、颗粒状的腐殖酸。东西不多，都用牛皮纸袋装着，贴着标签。随物资来的，还有一封陈志远的短信，叮嘱他施用方法和记录要点，末尾写道：“科学试验，贵在坚持和严谨。勿急于求成，勿被外界干扰。数据是金。”
李远把信看了又看，小心收好。他开始按照方案，在相应的试验小区里，极其精细地撒施石膏和腐殖酸，用量都是按“克”。每撒下一把，他都要仔细耙匀，然后记录。做“限量供水”处理时，他更是小心翼翼，用同一个有刻度的破搪瓷缸量水，确保每次浇灌量一致。这些繁琐、精确、近乎刻板的操作，最初让他极其不适，觉得束手束脚，远不如以前抓起一把土、舀起一瓢水那么自在痛快。但慢慢地，一种奇异的感觉产生了。当一切都被量化、被记录，当每一个操作都有明确的“为什么”和“怎么做”时，那种因未知而产生的巨大焦虑和无力感，似乎被这种精确的、可控制的流程，稍稍缓解了。（至少我知道，我做了什么，做了多少。）他想。
当然，困惑和挫败依然无处不在。那些移栽的“小和尚头”，在用了“多菌灵”后，病情没有继续恶化，但也没有明显好转，像被冻住了，维持着一种苟延残喘的状态。新播下的“豫麦18号”对照种，在盐碱“馒头垄”上出苗稀稀拉拉，苗弱得像豆芽，明显不适应。而他自己偷偷试验苦水的那两株“特殊苗”，自从样本被带走后，他就再没敢多动，只是按常规管理，它们依旧长得最慢，最不起眼，那点“根尖活跃”的迹象，仿佛只是他焦虑过度产生的幻觉。
真正的打击，来自刘老蔫的玉米。那几棵熬过霜冻、被他们精心照料、视为希望所在的玉米苗，在进入五月下旬后，出问题了。先是底部叶片出现不规则的黄斑，接着茎秆上出现了暗红色的、纵向的条纹，生长几乎停滞。刘老蔫急得嘴角起泡，围着玉米转圈，却束手无策。
李远去看，心里也是一沉。这症状，不像单纯的旱灾，也不像他见过的常见病害。他想起陈志远留下的几本病害图谱，晚上就着油灯翻看，看到“玉米茎基腐病”和“缺钾症”的图片时，心头一跳。症状有些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他不敢确定。
“刘叔，这可能是病了，也可能是缺肥了。”李远艰难地说出自己的猜测，“书上说，盐碱地容易这样。”
“那那咋治？”刘老蔫眼巴巴地看着他，那眼神让李远几乎承受不住。
李远张了张嘴，却说不出“多菌灵”或“硝酸钾”的名字。那些“科学”的药和肥，对玉米适用吗？用量多少？他完全不知道。而且，就算知道，他也没有。陈志远留下的物资里，没有针对玉米的。一种更深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学了点新东西，懂了点新道理，可是面对具体的、活生生的难题，他依然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知道的太少，能做的更少。
最终，他只能根据病害图谱上模糊的建议，和刘老蔫一起，把病株周围的土扒开些，撒了点草木灰，又尽量保证浇水均匀，避免忽干忽湿。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这件事像一盆冷水，浇熄了他因为学习“科学方法”而刚刚升起的一点微弱的信心。他意识到，科学不是万能的解药，它需要时间，需要积累，需要针对具体问题的具体知识。而土地和庄稼的难题，总是以更复杂、更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
就在李远为了玉米病害焦头烂额、为了新试验小心翼翼时，爹李老实那边，也在进行着一场沉默的、他自己的“试验”。
李远发现，爹开始用一种极其缓慢、但异常仔细的方式，管理自家那三分饱受冻害和干旱摧残的麦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拖着伤腿，用尽力气挥舞锄头，而是更多时候蹲在地里，用手去扒拉麦根部的土，检查墒情，拔除杂草时也格外轻柔，尽量不伤及麦根。他甚至学着李远“育苗移栽”的法子，在自家院子角落，用破瓦盆育了几棵“老红芒”的苗，说是“看看这外来的种，在盆里是啥德行”。
爹不说话，不解释，但李远能感觉到，爹在用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