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长度，再抬头，王雪凝已经转身往厂门口走了，脚步很快，象是赶着去下一个地方。
沉嘉欣带孙德安去的是冶金部的一个会议室。圆桌很大，能坐二十几个人，但今天只来了七八个。一机部的人坐在左边，冶金部的人坐在右边，中间空着两个位置，是留给国防工办的。沉嘉欣在主位坐下，孙德安坐在她旁边，面前摊着那份条例的讨论稿。
今天讨论的是“质量问题追朔机制”。一机部的代表先开口，是个四十出头的处长，说话很快：“我们建议，质量问题要追朔到具体工序。哪个厂出的问题，哪个工序出的问题，要能追到人头。现在的版本太笼统，只说‘责任单位’，不说‘责任工序’。”
冶金部的代表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推了推眼镜，语气不急不慢：“追朔到工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零件从毛坯到成品，少则十几道工序，多则上百道。哪道工序出的问题，不拆开了根本看不出来。拆开了，零件就废了。为追一个责任，废一个零件，这帐怎么算？”
一机部的那位处长不吭声了。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会儿。沉嘉欣看了孙德安一眼。孙德安翻开面前的文档，找到那一条，念了一遍原文，然后抬起头：“这个问题的关键，不是追不追，是怎么追。我的建议是，把‘追责任’改成‘追原因’。责任要追，但追责任的目的是为了改工艺，不是为了罚人。只要能把出问题的工序找出来，把工艺改掉，零件废了就废了，成本算在研发费用里，不扣厂里的指标。”
冶金部的代表看着他，沉默了一下，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这个思路，可行。但得有个前提——改工艺的钱，从哪儿出？”
孙德安翻到条例的后面几页，指着其中一条：“这里写了，技术改进的费用，列入专项经费。不占厂里的生产成本。”
一机部的处长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沉嘉欣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合上本子，站起来。“这条按孙德安同志的意见改。散会。”
回到车上时，沉嘉欣从副驾驶回过头给他一个评价：“你今天讲得不错。”
孙德安有点受宠若惊，不敢居功：“不是我讲得好，是条例本来就有这条。我只是把它翻出来给他们看。”
沉嘉欣没有再接话，转回去看着前方的路。
言清渐的办公桌上，三份报告并排摆着。第一份是宁静写的，关于周恒昌下厂调研的情况，附了马师傅的原话和修改建议。第二份是王雪凝写的，关于赵明远下厂排查供应商的进度，附了那张标注着“可靠”“待查”“需更换”的名单。第三份是沉嘉欣写的，关于孙德安在会上提出的修改意见，附了冶金部代表的反馈。
他看完三份报告，把钢笔帽拧开，在第一份报告上批了四个字：“按此修改。”在第二份报告上批了两个字：“抓紧。”在第三份报告上批了一行字：“此条采纳。列入条例正文。”
批完，他把三份报告摞在一起，放在桌角。郭玲婷进来取文档的时候，看见那摞报告，问了一句：“主任，这六位新来的同志，要不要安排个正式场合介绍一下？”
言清渐摇了摇头，语气很淡：“不用。让他们跟着各处干，干出活来自然就认识了。”
郭玲婷把报告收进公文包，转身出去。言清渐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院子。银杏树的枝丫光秃秃的，伸向灰蒙蒙的天空。三个新人，三条不同的路，要在半年之内，把他留下的那片摊子接住。不是接住就行了，是要接稳，接牢，接得让人挑不出毛病。宁静带周恒昌走的是基层线——下厂、调研、听工人说话。王雪凝带赵明远走的是供应链线——排查、筛选、把靠不住的换掉。沉嘉欣带孙德安走的是政策线——开会、讨论、把条例改到能落地。三条线，三个人，半年之后，这片摊子就有人接手了。当然还包括静舒、楚郝、丰年带的另外三个。
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把那份条例的定稿翻开。每一页都改过，每一页都有批注，每一页都是这半年一点点磨出来的。他翻到物资调拨时限那一节，原来的“两周”已经被划掉，旁边用红笔写着“七个工作日”，底下还有一行小字：“特殊情况下，经国防工办批准，可激活应急信道，时限压缩至四十八小时。”这一条是周恒昌改的，改的依据是马师傅说的那二十天。他又翻到质量问题追朔机制那一节，原文旁边多了一行批注：“以追原因为主，追责任为辅。技术改进费用列入专项经费。”这一条是孙德安在会上当场改的，改的依据是冶金部代表的那个问题。他合上条例，放在桌角。
桌上还有一份文档，是沉嘉欣中午送过来的，封面上印着“1963年度国防工业协作配套工作总结”。他翻开，从头看起。第一页写的是全年的任务完成情况，数字密密麻麻，每一个都有出处。第二页写的是各厂的主要成绩，按行业分类，按项目排序，没有一句空话。第三页写的是存在的问题，分条列项，每条都附了原因分析和改进建议。第四页写的是明年的工作安排，只有几条，但每条都很具体——继续推进条例修订、继续完善备份系统、继续培养年轻干部。他看完最后一页，在落款处签了自己的名字，把文档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