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5日，周四，晚上九点。
陆青峰坐在宿舍那张破书桌前，面前摊著三个笔记本。
第一个记满了，第二个也记满了，第三个记了一半。全是这半个月走村串户记下来的东西——人名、地名、数字、事情、时间、金额，密密麻麻，有的地方字迹潦草得只有他自己能看懂。
半个月，十个行政村，三十多个自然村。上百户人家，十几次座谈会。从清溪村开始，到大柳树村、石门村、向阳村、红旗村、前进村、东风村、立新村、曙光村、双河村——他一个村一个村跑下来，有的村去了两趟，有的去了三趟。
那辆二八大杠，车胎补了两次，链条掉过三回，闸皮磨没了。有一次从村里回来，天黑了，没路灯，他骑到沟里去了，摔得一身泥，推著车走回来，走了两个小时。
但值得。
他把三个笔记本摊开，从头到尾翻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白纸，开始往上列。
清溪乡的问题，到底有哪些？
第一条，村干部队伍软弱涣散。
全乡十个村支书，最小的四十七，最大的六十三。任职最短的八年，最长的二十三年。有五个干了超过十五年，三个超过二十年。
清溪村的赵德厚，二十三年。大柳树村的赵老歪，十九年。石门村的刘大炮，十七年。向阳村的孙瘸子，十六年。红旗村的王胖子，十五年。
这些人，有的是土改时候就在村里的，有的是八十年代上来的，有的是九十年代接班上来的。十几年、二十几年干下来，村里的事，他们说了算；村里的钱，他们管着；村里的地，他们分著。老百姓说句话，没人听；老百姓告个状，告不动。
陆青峰想起大柳树村那个老汉说的话：“陆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咱们村的支书，比皇帝当得还久。皇帝还有换的时候呢，他这都十九年了。”
他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第二条，惠农政策落实不到位。
这半个月，他问得最多的就是政策。粮补、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贴、低保、五保、危房改造、合作医疗老百姓知道这些政策吗？知道。拿到了吗？不一定。
清溪村那个张大娘，低保每个月六十，到她手里只有四十。那二十哪去了？不知道。
石门村有个姓刘的老汉，说他家的危房改造指标被人顶了。他申请了三年，年年说有名额，年年没轮上。去年村里一户人家盖了新房，跟他家情况差不多，但人家支书的小舅子，就批了。
双河村有个年轻人，出去打工几年，回来想搞养殖，想申请小额贷款。去了信用社，说要有抵押。他哪有抵押？找村里担保，村里说不管。政策文件上写着“支持返乡创业”，下面一句“请联系当地金融机构”。联系了，办不了。
陆青峰在纸上写：政策到了乡里，还是政策；到了村里，变成人情；到了老百姓手里，变成空气。
第三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全乡十个行政村，三十多个自然村，到现在还有三个自然村不通自来水。老百姓吃水靠挑，一担水走二里地，一天挑两趟。
红旗村有个自然村叫石砬子，二十几户人家，在山顶上。没有路，下山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羊肠小道。摩托车都上不去，更别说汽车了。村里人想卖点山货，得人背肩扛下去。想买点东西，也得人背肩扛上来。
陆青峰去过一次石砬子，爬了一个半小时的山，到的时候腿都在抖。村里一个老太太拉着他的手说：“领导啊，咱们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条路，能通车，能让孙子骑摩托车回来过年。”
他当时没说话，但把这话记下了。
全乡还有五个村的通村路是土路，一下雨就成了泥塘。拖拉机陷进去出不来，人走路得踩着石头跳。去年秋天连下十天雨，五个村都成了孤岛，外面进不去，里面出不来。
第四条，信访积案多年未解。
全乡有记录的信访积案，四件。
最久的那件，三十年。土改时候的地界纠纷，几代人扯不清。告状的那个人从二十岁告到五十岁，头发都白了，还在告。乡里换了一茬又一茬领导，谁都不敢碰，谁都说“历史遗留问题”。
第二件，十二年。征地补偿。修乡道的时候占了十几户人家的地，说好给补偿，补偿款拨下来了，但到户的时候少了一大截。老百姓告到县里，县里批了“认真核查”，转到乡里；乡里查了，说“情况复杂”；然后又告，又批，又转，又查，又“情况复杂”。十二年了，还在“情况复杂”。
第三件，八年。村干部贪腐。前任支书被举报贪污扶贫款，县纪委来查过，查了半年，最后结论是“问题轻微，批评教育”。但老百姓不认，说查得不彻底，告到现在。
第四件，三年。邻里纠纷。两家争一块地，打了三年官司，法院判了，败诉那家不服，天天来乡里闹，说法院不公，说乡里包庇，说县里有人。
陆青峰把四件积案的时间、地点、人物、事由，一个一个抄下来。
抄完了，他看着那页纸，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