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虽然没有公开表态支持文字改革，但这位文坛领袖的一举一动，都在士林中被放大解读。所以当他连续几天在国子监讲学时，有意无意地提起“文以致用”四个字时，整个开封城的文人圈都嗅到了风向的变化。
太学生们面面相觑。这话听着像是在讲经，但谁都知道，这是在暗指沈墨的文字改革。
一个胆大的太学生站起来问：“欧阳公，那简化字呢？您怎么看？”
欧阳修看了他一眼，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老夫年轻时写字，也嫌繁体字麻烦。有时候写一封书信，光磨墨就要半天。要是能写得快一点、简单一点，老夫倒是愿意试试。”
这句话一说出来，满堂哗然。
欧阳修虽然没有说“我支持简化字”，但“愿意试试”这四个字，比直接支持更有分量。他是文坛领袖，他说愿意试试，就等于给了所有观望的人一个信号——这件事，可以试。
消息传出去之后，士林中的风向开始悄然逆转。
那些原本摇摆不定的文人，纷纷转向支持。有的在《大宋日报》上发表文章，有的在私塾里开始教简化字，有的甚至主动联系沈墨，想参与文字改革的工作。
曾巩、程颢、张载抓住这个机会，联名在《大宋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文字改革乃时代所需》。文章写得有理有据，从历史演变讲到现实需求，从百姓识字讲到国家治理，逻辑严密，文采斐然。
曾巩负责历史部分，引经据典，证明文字一直在演变；程颢负责理论部分，从“文以载道”的角度阐述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张载负责实践部分，用西北屯田的实例说明白话文告示的实际效果。
三个人三种风格，合在一起却浑然一体。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连仁宗都特意让张茂则传话，说“写得好，有道理”。
沈墨看完文章，忍不住对曾巩说：“曾兄，你这篇文章写得比我的好多了。我的文章太直白，你的文章既有深度又有文采。”
曾巩谦虚地说：“沈兄过奖。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值得好好说清楚。”
程颢在旁边补了一句：“沈兄，你那个白话文虽然通俗，但要让士林信服，还得用文言文跟他们讲道理。”
沈墨点点头：“程兄说得对。我负责让百姓听懂，你们负责让文人信服。分工明确，相得益彰。”
张载一如既往地话少，只说了一句：“接下来怎么办？”
沈墨想了想：“接下来，等。
“等什么？”
“等陛下定调。”
与此同时，胡宿和王畴那边却是一片死寂。
自从欧阳修在国子监讲了那番话之后，保守派内部就开始出现分歧。有些人觉得大势已去，悄悄转向；有些人虽然还在坚持，但已经不敢再公开反对；只有少数死硬分子还在咬牙硬撑，但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胡宿坐在书房里，面前摊著最新一期的《大宋日报》，上面是曾巩、程颢、张载的联名文章。他看完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把报纸放在桌上，叹了口气。
王畴坐在对面，脸色铁青：“胡学士，欧阳修这是明摆着支持沈墨！他虽然没有直说，但谁听不出来？他这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胡宿摇摇头：“不是欧阳修把我们往绝路上逼，是形势把我们往绝路上逼。”
“什么形势？”王畴急了，“文字改革就是歪门邪道！简化字丢了传统，白话文毁了文脉，这怎么能行？”
胡宿看着他，目光复杂：“王中丞，你有没有看过《大宋日报》的销量？”
王畴一愣：“什么？”
“一万份。”胡宿说，“一份报纸卖三文钱，一万份就是三十贯钱。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万个人买报纸，就意味着有一万个人愿意看、愿意学。这些人里，有读书人，有商人，有工匠，有小贩，甚至有不识字的百姓。他们买报纸，就是为了学简化字、读白话文。”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我们反对了这么久，可曾有过一万个人支持我们？”
王畴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胡宿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落叶：“王中丞，我今年六十多了，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守住圣人之道。但如今看来，圣人之道不是靠守就能守住的。沈墨说得对，圣人留下文字，是为了让后人用，不是让后人供著。”
王畴猛地站起来：“胡学士！你也要倒向沈墨？”
胡宿摇摇头：“我不是倒向谁，我只是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反对的东西，百姓都支持，那我们反对的到底对不对？”
王畴被这句话噎住了。
胡宿没有再说话。他知道，这场仗，他们已经输了。
果然，几天后，仁宗下了一道密旨，发到礼部。密旨的内容很简单，只有几句话：“文字改革，朕已准行。繁体字保留经典之用，简化字通行日常之需。二者并行，不偏不废。礼部依此执行，不得有误。”
这道密旨虽然没有公开，但很快就在朝堂上传开了。
沈墨看到密旨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