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春天，冠东广场顶楼的办公室终于装修好了。
陈卫国提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催着搬办公室的事，钟建华说不急，他就不停地打电话，今天问华哥您什么时候有空来看看，明天问华哥家具您喜欢什么款式的。
钟建华被他催得没办法，说行了，你定吧。
陈卫国高兴了，挂了电话就去安排。
搬办公室那天，阿七天不亮就起来了。
他站在钟建华家门口等着。
钟建华出来的时候，何婉婷抱着钟念国送他到门口，说晚上早点回来。
钟建华点点头上了车。
车往新界北开，一路上的街景从熟悉变得陌生，又从陌生变得熟悉。
冠东广场那栋三十层的大楼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光，顶楼的玻璃幕墙反着光，亮得晃眼。
电梯直达顶楼，门一开，陈卫国已经站在那儿等着了。
他穿着一身新西装，打着领带，脸上的笑压都压不住。
他领着钟建华往里走，一边走一边介绍，这里是秘书室，那里是会议室，最里头是您的办公室。
钟建华没说话，跟着他走。
办公室很大，落地窗对着维多利亚港。
办公桌是实木的，深褐色，摆在一进门的正中间。
后头是一排书柜，里头已经摆好了文档和法律书籍。
靠窗的位置放着一套沙发，茶几上摆着一盆绿植。
“华哥，您看还缺什么？”
陈卫国站在钟建华身后问。
钟建华转过身，看着这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看着那些崭新的家具，看着那盆绿植，说了一句：“够了。”
陈卫国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钟建华在办公桌前坐下，摸了摸那光滑的桌面，拉开抽屉，里头放着几支笔，一沓信纸，还有一本崭新的记事本。
他把抽屉关上，靠在椅子上，看着窗外那片海。
日子一天一天过。
钟建华每天早上准时到办公室，看文档，开会。
陈卫国隔三差五来汇报新界北项目的进度，孙队长有时候跟着来，站在门口不进去，说怕把地毯踩脏了。
钟建华笑了，说进来吧，踩脏了让人洗。
孙队长这才进去，站在陈卫国旁边，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靓坤有时候来，穿着一身绿西装，往沙发上一坐，翘着二郎腿，跟钟建华聊电影公司的事。
许大茂从广州回来，也来过一趟。
他穿着一身藏青色西装，没打领带，比从前稳重了不少。
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那片海，说华哥这风景真好。
钟建华说还行。
“华哥，广州的皮具厂我想扩大，您觉得呢？”
钟建华说：“市场有须求就扩，没须求，扩了也是亏。”
许大茂点了点头没再问。
四月的某个下午，秘书敲门进来说有一位从四九城来的客人想见钟先生。
钟建华抬起头，问叫什么。
秘书说姓李，叫李保军，说是对外经济贸易部的。
钟建华愣了一下，这个名字他听过，可一时想不起在哪儿听过，想了想，说请他进来。
门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齐，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
他站在门口，看着钟建华，脸上的表情变了几变，象是惊讶，又象是感慨。
“钟建华同志，还认得我吗？”
他开口了，声音带着四九城口音。
钟建华看着那张脸，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画面。
医院，病房，一个穿灰制服的年轻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个本子。
那是一九六五年，他跪在海子门口晕过去之后，在医院里醒来。
那个年轻人，就是李保军。
“李干事。”
钟建华站起来伸出手。
李保军握住他的手，用力摇了摇。
“十几年了，你还记得。”
他笑了，笑得很畅快。
钟建华请他坐下，让秘书倒茶。
李保军在沙发上坐下，把公文包放在旁边，环顾了一下这间办公室，看着那些高档家具，看着窗外那片海，感叹了一句：“钟建华同志，你当年跪在海子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人。可我没想到，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钟建华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李保军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档。
“钟建华同志，我这次来港岛，是代表对外经济贸易部，想邀请你去四九城投资。”
钟建华接过文档翻开，一页一页看着。
文档上写着四九城最新的招商引资政策，各种优惠条件，各种扶持措施，一项一项列得清清楚楚。
钟建华把文档合上，放在茶几上，看着李保军。
“为什么找我？”
李保军看着钟建华，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因为你是从四九城出去的，因为你对四九城有感情。”